你给谁当过“一字师”
汉字的浩繁奇妙是天下无双的。即使你大学毕业了，也保证不了无论读说听写永远不会出现错别字。别说我等俗人，即使如金岳霖这样的大家也有提笔忘字的时候。他给老友冯友兰（芝兰）写信，是用一个括弧开始的：“（提笔之后，‘芝’字如何写忘记了，想了半天总算想起来了）”。然而当在台上讲话的人把“审时度势”念成“渡势”时，台下不少人都在心里暗笑，甚至腹诽，可就是没有人在会下告诉这位长官，更别说当场指正了。曾任中央党校教育长的宋振庭同志，算得上是位资深学人了，但他偏偏把“造诣”读成“造旨”，这一“造”就是好几年，直到一位教授给他指出，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造‘纸’造了若干年”居然没人告诉他！这种情形反映了一种很微妙的集体心态。怕给领导或者学者当一回“一字师”被人讥笑为不知天高地厚，班门弄斧为其一；怕领导面子上过不去，难堪的倒是自己为其二；怕领导当面接受，日后给点颜色，受不了为其三。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我们从骨子里因袭来的明哲保身。
笔者本人曾在机关工作过几年，碰上此类问题不在少数，而有勇气站出来为领导指出的时候确实不多。有一次一位领导再一次将“参差不齐”读成“参（can）差(cha)不齐”，我实在感到再不告诉人家有些过意不去了，便鼓足勇气在会下给他指出了，哪知，人家说：“我知道，刚才是口误了。”这就轮到我赧然了。首先感到的是自己自作多情，尔后感到的是无地自容。如此，还敢随便去给人当“一字师”？后来读《袁中郎随笔》，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书生与他的书童去太行山，至山脚下时，书童见一石上“太行山”字，便道：“太形山。”书生笑曰：“杭也，非形也。”可书童不服，比老师还倔。无奈，二人打赌，输者要给对方一贯钱。见前方有一老者正在给学生上课，二人便上前请教。老者听罢说：“太形山是也”。书童拍手，书生不解。待走了一程书生又折回问老者。老者说：“你输一贯钱，让小子永远不识太行山！”想起这个故事不是用来影射领导的。我是想说，这小童敢跟老师强一个字，倒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不许你给他当“一字师”的。我刚入伍的时候，团一级的领导中文化不高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是打仗打出来的，文化课当然就荒废了，这不足怪。在传达文件时常有不识的字，但他们认真，提前看看，有不识的字用拼音或者别字标出来。但即使这样也有当场不认识的字。一次我们在礼堂听一位团首长传达文件，突然他的声音中断了，稍倾，他问他左边的一位领导：这个字念啥？左边这位领导摇摇头说：不认识。他又问他右边的一位领导：念啥？右边这位也不认识，他就对台下高声说：“这个字都不认识，就‘跳’过去了。”是个什么字我记不清了，但这场面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怎样的一种坦荡和磊落！你给这样的人当“一字师”，他自然是要感谢你的。因为他具有接受别人特别是下级意见的襟怀，又不失做人的本色，而一个字对于率真的人来说就不是个问题了。
但我也同时发现，领导给部属当“一字师”时，是非常从容的，甚至从容得和蔼可亲。不管当着多少人的面，他都有可能给你指出来，这其中的情形与前面所述恰好相反。后来听说，有奸佞小人在写材料时，专门留出破绽让领导“斧正”，这就让人心生厌恶了，可置别论。有一年“三八”节，单位召开女干部座谈会，会上我的一位部属谈起现在的女性做家务不如从前的女性了，他说大家都不会做“女红”了。他把“女红（gong）”说成“女红（hong）”了。我立即给他纠正了，引起在座女同志的轰堂大笑。我再看他，一脸的窘相。当时我就后悔了，要知道，他也是知识分子，且有着副高的职称呢！这里我是不是有一种自私的炫耀呢？
(发表于今天的《青岛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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