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夏天的一个傍晚。东北边城牡丹江市郊的一家渔村。四个人在慢慢地聊天儿，不时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彼时，窗外闪烁的繁星、轻拂的和风、静谧的花香，同室内柔和的灯光、温馨的话语、小女孩纯净的微笑，组构成了人间一首最纯、最美的诗篇，天籁、地籁与人籁合而为一了。
那是我和修建一家三口在欢聚。
说起修建，得感谢诗歌，是它搭起了我们心灵之间相通的桥梁。早在硕士毕业去哈尔滨师范大学工作时，就听别人告诉我，修建是在校本科生中的一个才子，国内不少杂志发表了他的诗作；后来我到图书馆读过去的理论刊物，发现很多借阅卡上都有他的签名，渐觉这个年轻人不俗，不光有才气，还能及时加强理论修养。而那次的他乡晤谈，我才真正明白了他之所以成为诗人的奥秘所在。原来，受单位委派，我到那座城市授课。时任当地一所师范学校教师的修建，得知了这一消息，却不清楚我住在那家宾馆，于是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下午他找到了我，下课后我们径直去了渔村。酒未下肚之前，修建的话少得像诗一样简洁，只是坐在那里不住地笑。看着他，久违的感动突然让我心热不已。在物欲横流、人情淡漠的世界上，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是怎样的艰难和珍贵啊！这个诗歌朋友我认定了。
接下来的二三年里，修建没日没夜地啃着扔掉了许久的英语，目的是希望进入高校随我研读中国新诗。专业上自不必说，每次的分数都遥遥领先；但讨厌的洋文字母却始终把他挡在门外。其实，以修建那时的条件不一定非要考研了，《和心灵说话》、《爱是天堂》、《把你放在心上》等散文集的出版，一千余件作品的陆续发表，小说、评论、诗歌等文体上的多点开花，使他成了《读者》的签约作家，在自己的领域有广泛的影响，他完全可以在另一条路上发展。但是修建不是那种轻易就会放弃理想的人。好在后来他凭借创作上雄厚的实力，被哈尔滨师范大学作为人才引进，并顺利地评转为副教授，不必再去过硕士研究生考试那一关了。于是，在我的建议下，他于2005年直接报考我的博士，多年的外语修炼也到了火候，使他“终成正果”。
我这些年带学生有个习惯，那就是在博士生入学之际，头脑中已从对方的学识结构、专业积累、兴趣特长和整个学科的实际出发，基本上有了他日后毕业论文选题方向的大致轮廓。考虑到修建是诗人出身，不论后来探索的触角怎么多元，当代诗歌确切说是当下诗歌的创作和批评，始终为他梦魂牵绕的关注点；入学前他有几篇诗歌方面的随笔文字面世，对诗歌批评没有“隔”的感觉；同时我在文艺学博士点招生的研究方向又是“中国现代诗学”，综合几点我觉得他做新时期诗学批评研究比较合适。这个建议一经提出，即被他积极地采纳。其后我们反复磋商、讨论、斟酌，以为新时期诗学批评的重中之重恐怕还是先锋诗学批评，把握好先锋诗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抓住了研究对象的命脉，同时也为和我的博士论文《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构成一种内在的呼应，最终确立了《1978―2008：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研究》这个学位论文题目。
作为“评论的评论”，近三十年的先锋诗歌批评堪称复杂的思想、艺术存在，它至少涵括诗学史、诗学理论和诗学评论等几个相互缠绕、纠结的层面。它在几种文体批评中最活跃，最多变，如果说前期尚能模糊地显现出二元对立的结构形态，那么后期则已属于一种“群岛上的对话”了，它的繁富，它的流动，它的不稳定，都决定了对它不好做出整合，有相当大的研究难度。说实话，当时我很为修建忧虑。他是否能够一下子肩起如此庞大而纷乱的课题，长期沉于形象思维之中的他如何在短期内完成向学理性言说的转换，他会不会如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内心深处的担心我虽然从来没敢和修建当面说起，但也一直未曾间断，直到2008年的二月至四月间陆续读到他的初稿，才逐渐释然；并且深为他表现的出色而高兴和自豪，只是这种感觉也从没过多地向他透露过。
面对浩如烟海的诗学文献和矛盾丛生的诗学观念，修建有过无从下手的短暂局促；但很快就以快刀斩乱麻的果决，走出了困惑。他大胆地将批评语境、批评主体、批评路径、诗学建设、批评家个案等重要诗学问题，整合到一个相对科学、严谨的逻辑框架内，建构起了自己的阐释空间。当代诗评家张林杰在论文评议书中说，它“从先锋诗学对诗歌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的审视，到先锋诗学主体精神的考量，再到先锋诗学的建构和先锋诗学核心词语的阐释，最后是对代表性诗评家的批评个案透视，以问题为线索将各种文献贯穿其间，不仅深入地呈现了三十年来中国先锋诗学的概貌，而且对该领域的学术动态和文献资料作了清晰的勾勒”，是很切合实际的评价。这种结构纵横开阖，视野阔达，既可勾画出先锋诗学从为朦胧诗出山摇旗呐喊，中经为后朦胧诗提供理论助力，到对90年代及新世纪诸多诗学问题冷静审视的历史轨迹，脉络清晰；同时又问题意识突出，能对诗歌精神的寻找、批评主体的确立、诗学现象的命名等话题施行必要的考量和分析，利于凸显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的来龙去脉、现象特征、嬗变规律以及在不同时段的特殊表现，满足诗学断代史的述史要求。
一般情况下，诗学史研究缺少鲜明问题意识的话，容易蹈入线性梳理的平面、浅表化窠臼，如果没有重要现象或命题的解剖，同样也将面临空泛、粗疏化的威胁，对于这一点修建是有着高度的警觉的。为了避免被数不清的问题、现象和诗学批评个体“淹没”，他决不面面俱到，做简单扫描的无效劳动，而是抽取出最具代表性、贯穿性的“朦胧”、“叙事性”、“个人化写作”等关键词，进行深入、系统的辨析和解读，以点带面地切入研究对象；也不去搞排座次似的诗学家姓名和批评文本罗列，而是挑选谢冕、陈仲义、程光炜等在诗学建构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诗评家个案，逐个细致地透视，兼及吴思敬、陈超、张清华等其他批评家的差异性与共同性，揭示新时期先锋诗歌主体批评的整体风貌。由于几个关键词分别是先锋诗学不同阶段的典型话语，都沉潜着丰厚的精神和艺术内蕴，对它们的专门阐释就直接切中了它们各自所代表的时代的艺术本质，而它们的连环解读，无疑又复现出新时期诗学观念和诗艺形态的衍化历程。至于对三个批评家的个案剖析也是别具匠心的，因为他们分别是朦胧诗时代、后朦胧诗时代、个人化写作时代的理论代言人，对他们颇具功力的走近和“放大”，势必会构成总揽他们背后那个时代艺术思想风貌的最佳窗口。修建这种努力，赋予了论文理想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当下的许多诗学论著好像成心不让人读似的，或者通篇贩卖西方的话语名词，甚至语法句式也高度欧化，被有些批评者视为“不说人话”，没法读懂；或者能淡出鸟来，一点不讲究文采，它只能叫人昏昏欲睡。究其可读性差的根源，大概一是作者的语言功夫薄弱，一是作者缺乏语言美的意识，以为语言只是工具，把意思表达清楚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一种必须废除的偏见。其实美是诗的别名，诗歌的语言是美的，诗歌研究的文字也应该是美的。修建最初靠诗歌创作起家，现在还不时地写下一些分行的文字，有意识也有资本令语言美丽起来。这一点只要稍微浏览一下修建论文的目录，就会发现他语言的准确、质感度在同龄人中是少见的，而且总能和学理、思辨达成一定程度的契合。如“‘个人化言说’的坚守与迷失”、“命名与阐释：可能的抵达或偏离”、“‘朦胧’向复杂与深刻敞开的幽密暗道”、“依然 ‘在路上’的期待与求索”以及正文的大量论述里，具象词和抽象词的镶嵌，感性和理智的混凝，词语、句子间转换节奏的急缓有致，和贯通于文字内里的气韵，都一改常规论文语言的干瘪和枯燥，透着一股牵着读者前行的魅力和美感。这也是修建论文的一个显豁特色。
《1978―2008：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新时期三十年先锋诗歌批评的论著，尽管囿于篇幅，没能覆盖港台的先锋诗学探索，个别的观点论证得还有欠充分；但它打通前沿性和当下性、充满创见的尝试，肯定会对新世纪的诗歌创作及批评产生有效的启示，在刊物发表的部分章节已经得到的同行赞许，即是有力的明证。修建有足够的理由拥有学术研究上的自信。
如今的修建，在散文创作界影响日隆，诗学批评也渐入理想的状态，我相信创作和批评的互补、互动，会让修建走出一条独特的思想之路，一条灵性和智慧、诗与哲学兼容的途径。
天津的夏天是炎热的，此刻骄阳似火，路边的树叶纹丝不动，蝉儿们的歌声高高低低地响起。这倒令我念起哈尔滨的凉爽了。什么时候能够再端坐于冰城七月的风里，同修建一家把酒问盏，给心灵放上一个愉快的假期呢！
2009年7月23日于天津阳光100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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