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应放在诗内——从顾彬批评中国作家说开去
文/熊元义
近些年来，德国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顾彬多次批评中国当代作家。十年前，顾彬在比较德国作家和中国作家的基础上尖锐地批评了中国当代作家，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十年后，顾彬再次批判中国当代作家，认为“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他们不能等，也不敢等。他们想今天出名，不想明天再修改作品，更不要谈后天了。不过，好的作品都需要时间。杜甫等了200年，才有一个苏东坡发现他；李贺要等1000多年，才有一个毛泽东歌颂他” 。这些批评虽然大多以偏概全，甚至经不起推敲，但却由于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特殊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是很不正常的。
首先，顾彬批评的是所有的中国当代作家，还是他比较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如果顾彬批评的是所有的中国当代作家，就是以偏概全的。在中国当代文坛，不仅那些直面现实的作家并不乏人，而且那些一版再版不断修改文学作品的作家更是比比皆是。如果顾彬批评的是他比较熟悉的几位作家，就应该直接批评这些作家，而不应该笼统地批评中国当代作家。
其次，顾彬的批评是矛盾的。顾彬一方面批评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发出中国的声音，缺乏胆识，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当代作家既不能等，也不敢等。如果中国当代作家及时发出中国的声音，就不能窖藏了。反之，如果中国当代作家等上两百年，甚至等上千年，就根本不可能及时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当代作家可谓在顾彬那里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而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过于重视文学作品的当代影响则是站不住脚的。近代文学批评家王国维在总结中国文学发展时深刻地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既然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那么，中国当代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创造乃至世界当代文学创造上就不能缺席。这种当代文学创造的后世影响固然非常重要，但它的当代影响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中国当代作家都等上两百年，甚至等上千年，就将在人类当代文学发展的当代影响上留下空白。何况，作家的才华有快慢之分，出道有早晚之别。有些作家才华横溢，立马可待。在人类文学史上，这种捷才不少，曹植的《七步诗》、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是急就章，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成为千古名篇。有些作家大器晚成，而有些作家则大器早成，甚至有神童之誉。文学批评家尤其文学史家岂能同等苛求这些作家？
其实，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毛病绝不是他们既不能等，也不敢等，而是他们过于将功夫放在诗外，甚至利用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抬高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这无疑助长了一些作家的浮躁之风。因此，中国当代作家克服文学创作的浮躁之风，首先是自觉地抵制社会浮躁之风，将功夫放在诗内，依靠文学作品立足。如果广大作家真正将功夫放在诗内，就不会将时间、精力和智慧耗费在其他社会活动上，而是用在文学创作这个刀刃上。尤其是那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作家和创作才能还在发展的作家，如果将大量时间、精力和智慧浪费在价值不高的应时之作上，耽搁在数量叠加上，耗费在其他社会活动上，就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曾经指出，一切艺术家都愿意受人赞赏。他的同时代人的赞誉乃是他的酬报中最可珍贵的一部分。如果他不幸生在那样一个民族，生在一个让轻浮的少年们左右着风气的时代，为了要博得别人的赞赏，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他就会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上去的，并且宁愿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愿写出惟有在死后很长时间才会为人赞美的优秀作品了。“如果才智卓越的人们中间偶尔有一个人，有着坚定的灵魂而不肯阿世媚俗，不肯以幼稚的作品来玷污自己，那他可就要不幸了！他准会死于贫困潦倒和默默无闻的。”文学批评家尤其文学史家在抵制这种社会浮躁之风时不能任由那些有着坚定的灵魂而不肯阿世媚俗的才智卓越的作家默默无闻，而是尽早让那些有着坚定的灵魂而不肯阿世媚俗的才智卓越的作家得见天日。因而，文学批评家尤其是文学史家既要看到文学作品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也要看到它在文学史中的环节作用，并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家尤其文学史家不能仅看作家在社会中的位置（包括社会名望），而是主要看他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这一有秩序的进程中的位置，绝不能本末倒置。
其次是广大作家不仅志存高远并有历史担当，而且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完成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在当今文学边缘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中，不少作家不是抵制和批判这种文学边缘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而是甘居社会边缘，躲避崇高甚至自我矮化。这些作家不是不断进取，而是小成即安，陷入了只有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提高的境地。这恐怕是中国当代文坛缺乏“高峰”的重要原因。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之所以能够完成描写19世纪法国社会全景的系列文学作品《人间喜剧》，是因为他在文学创作上有远大理想，“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并能够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实现这种宏伟抱负。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丝毫不逊色于19世纪法国社会演变，甚至可能更为绚丽夺目。如果有才华的中国当代作家也能在这种社会转型阶段志存高远并有历史担当，坚决抵制和批判文学边缘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会沉下心来，心无旁骛，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攀登文学高峰，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文学作品。
最后是广大作家不断超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限制，并在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础上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在邪恶势力的强大压力和打击下，广大作家是妥协退让和屈膝投降，还是坚守理想和奋起抗争？当希望姗姗来迟时，广大作家如何忍受这漫长黑夜的煎熬和暴虐毒箭的侵扰？的确，对于无数的个体来说，也许抗争的前途是渺茫的，甚至很难看到未来。如果广大作家不能穿透纷扰的历史表象和喧哗的人间世论，就有可能闷死在铁屋里，在绝望中毁灭，而不是从失败的绝处中获得新生。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新生的或将死的混杂在一起，往往很难一眼看透。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哪些是较人道的形式甚至是历史的进步？哪些是较残酷的形式甚至是历史的倒退？这不是作家浮在生活表面所能完全看清的。如果作家始终浮在生活表面，而不是沉入生活底层，就很难准确把握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甚至很难甄别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是非、善恶和美丑。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放言》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周公曾经忠奸不分，王莽曾经谦恭与野心并存，如果他们早死，历史学家就无法了解他们一生的真伪，是忠还是奸。在当代社会里，那些已曝光的腐败分子，绝少是从头到脚都是腐败的，从头到尾都是腐化的。这些腐败分子是怎么发生演变的？是在什么环境里开始演变的？广大作家是否深入地把握了这种历史演变过程？是否较早地剥开了这些腐败分子的画皮和揭穿了那些阴阳人的灵魂？如果作家不能抵制外在诱惑和安定躁动灵魂，就很难敏锐地把握这种历史演变，甚至还会在染缸里湿脚。半个多世纪以前，作家柳青舍弃西安城里繁华舒适的生活，拖家带口到西安市长安县皇甫村，在农民中一住就是14年，和农民一起感受着那个时代的心跳。在中国当代文坛，即使那些以写农村农民生活为主的作家，也很少长期浸泡在那既富饶又贫穷的农村。柳青给文学史留下了一部中国当代农民的《创业史》 ，今天，哪些作家来写一部当代中华民族的《创业史》 ？
熊元义，笔名楚昆。湖北仙桃人。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200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1985年在湖北荆州农机学校任教，1991年起历任《中国文化报》理论部编辑，《文艺报》编辑、理论部主任，副编审。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南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导师，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研究员。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文艺理论专著《回到中国悲剧》、《中国悲剧引论》，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文集《拒绝妥协》、《中国作家精神寻根》、《眩惑与真美》，发表理论评论文章160余篇。
来源：中国艺术报
时间：2015-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