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孙琴安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

                                               孙琴安

众所周知，桂兴华写了许多长篇政治抒情诗，在这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桂兴华的这些政治抒情诗？或者说，当今的诗坛该如何给他的这些抒情诗定位？我想先从文学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和关照。

中国素有诗国之称，曾经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大诗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有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无疑都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无数后人所反复肯定了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政治诗的角度来加额以考虑，就会发现这些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几乎都是政治性极强的诗人，都写有许多政治抒情诗，其中有长篇，也有短篇。

屈原、杜甫、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诗人，他们的诗早已成为政治诗的典范。屈原的《离骚》，《国殇》自不必说，就拿杜甫来说，他流传最广的那些诗如《三吏》、《三别》、《登高》、《登楼》、《登岳阳楼》、《春望》、《蜀相》、《咏怀古迹》等，无不与政治息息相关。至于《兵车行》、《丽人行》 、《北征》、《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长篇政治抒情诗，影响极大。后来白居易、元缜等大写政治抒情诗，就是受了杜甫的影响。而杜甫的诗也因此赢得了“诗史”的称号，他本人也被后人尊为“诗圣”。由此可见，政治诗，即使是长篇的政治抒情诗，在中国历史或文学史上，本身就居有非常崇高和重要的地位。

所以，对于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即使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轻视和低估。　

或许有人说，过去强调政治，现在“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的时代过去了，当今是经济时代，政治不吃香了，写作是多元的，政治诗也没有过去重要了。　其实，在唐宋时代，写作也是多元的，诗人们写诗也是比较自由的，朝廷也没有强调文学要政治挂帅，但为什么那些浅薄轻浮的诗篇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印编，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的爱国爱民的诗歌却代代相传呢？这就是后人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文学史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在文学史上将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政治抒情诗的艺术审美

    或者有人会说，我们的文学史往往从题材内容出发，而我们国家又是重政治、讲政治的，才对政治抒情诗有如此高的评价。如果从文学的艺术审美角度出发，这些政治抒情诗未必重要。果真如此吗？就让我们再以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唐代诗人司空图著有《二十四诗品》一书，对中国古代的诗歌从艺术角度分为２４种风格，其中有含蓄、自然、绮丽、飘逸等，但他把“雄浑”放在第一位。而成功的政治诗，大多都有气势雄浑壮阔的特点，古人评诗，也往往把雄浑之作放在最高层面。

如评唐人七绝第一，明李攀龙就把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列为压卷之作，清人王士祯又把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等列为压卷。清人则把李益的《初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如雪”，刘禹锡的《石头城》等列为压卷，这些诗都是悲壮雄浑之作，而且都有极强的政治内容。

再如评唐人七律第一，也首先考虑雄浑风格，如杜甫的《登高》，《秋兴》，都被评为压卷之作。评唐人五律第一，便会推杜甫的《春望》。评柳宗元七律第一，便会推他的“城上高楼接大荒，漫天愁思正茫茫。。。。。。”。这些诗的政治性都非常强，而且可以说就是政治诗。而那些气势不大，格局不高，只写个人锁事，私人情怀的诗，根本就排不上号。

在清代诗坛，曾流行过轻、巧、小的审美趣味，清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针对这一倾向提出了“重、拙、大”的艺术审美理论，定为“作词三要”，并以杜甫、辛弃疾、陆游等许多爱国诗人的诗词作品为典范。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有许多政治诗都得到过极高的评价，并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桂兴华抒情诗的艺术性和艺术审美价值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长篇政治抒情诗，以郭小川和贺敬之最有代表。他们当时所写的《向困难进军》，《雷锋之歌》等长篇政治抒情诗，曾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我以为，在他们之后，桂兴华是极具代表性的、当之无愧的后继者。

先谈谈桂兴华政治抒情诗的语言。写政治抒情诗要具备各种条件，别的不说，就拿语言来说，也要具备相当的驾驭能力。一般来说，写长诗比写短诗容易露出破绽，而写长篇政治抒情诗比一般的长诗更容易露出破绽。而桂兴华在驾驭全局上，包括对语言的驾驭，都能舒卷自如，十分老到。如他在《邓小平之歌》的开篇写道；“满目是他／新开辟的地平线／整个世界／云一般聚在了我的四周／顿时／眺望有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俯瞰也有了从未有过的感受／我，跟着他一路攀登／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抖擞”。他在《中国豪情》的开篇写道：“所有的钟都盼望着同一个时辰／每一朵花都呼吸得仿佛刚刚诞生／在这样一个春夜／世纪风／正赴约于每一扇敞开的大门。。。。。。”

这些诗句都绝对漂亮，前者有力，后者充满诗意，令人赞赏。写小说，写散文，写诗都各有自己的常用语汇，同样，写政治抒情诗也有自己的常用语汇．而桂兴华在充分掌握和运用郭小川．贺敬之那一时代的政治抒情诗的常用语汇基础上，又能紧跟时代步伐，创造出一系列属于当今时代政治抒情诗所需要的精彩语汇．也就是说，他既继承了郭小川．贺敬之那个时代政治权抒情诗的语言特色和常见语汇，又融入了他根据当今社会状况所自创的一系列政治抒情诗的语言特色和精彩语汇，把中国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谈桂兴华政治抒情诗的构思。写政治抒情诗容易流于空洞，长篇更甚．然而，桂兴华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却有他自身的构思和布局。就拿《城市的心跳》来说，其中就有不少巧妙的构思。如我手上的精选本，从“序诗”开始就用具体形象的载体，写了世博会给白莲泾所带来的变化和历史机遇。如一位意大利女孩的选择，一曲《卖红菱》，一块旧瓦片，一片苦水（写水患之苦），一条弄堂（写当时的艰难），一个居委干部的脚印（写动迁工作），又以“５１号兵站＂这个电影名称来写动迁办公室的日日夜夜。这样从小处写来，就避免了那些空洞的叙述和议论。《轮渡站的最后一夜》，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二行诗句，却意味深长，令人难忘。诗人之所以记下这一刻，因为他知道这一夜将被载入历史。然后，诗人又以区长的鲜花、一道防汛墙、年夜饭的酒令等这些具体的物件与场景，来表现和渲染了人们在动迁后的庆贺气氛，以及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正是这样的构思与布局，使长诗中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章节，都与《城市的心跳》的题目紧紧相连，丝丝入扣，丰富了“上海表情”，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空泛与苍白。

由此可见，桂兴华所写的政治抒情诗，虽然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明确的政治内容，但他仍时时处处地考虑到诗的因素，并尽可能地以一种诗的方式来加以表达，艺术地再现了其中的政治内涵，因而这些诗仍都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

然而，当今的许多诗人却都远离政治，不少新秀则热衷于日常琐事或私下隐情，甚至是身体写作，像桂兴华这种仍充满政治激情的诗人反而是少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去诗歌曾一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此固然不当；如今诗歌远离政治，亦不妥当。因为政治毕竟是诗的一个重要对象和重大题材，而诗人也总是在一种政治环境中进行写作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包括诗在内的文学创作首先应该是自由的，它对政治应该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而政治也应该给诗人以创作上的自由权力和空间。

一个十分耐人寻思的现象是：诗人反映政治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凡主动反映，其艺术成就与价值相对较高；凡被动反映，其艺术成就与价值相对较低。像当年贺敬之写《雷锋之歌》，李瑛写《一月的哀思》，同样的，桂兴华写《邓小平之歌》、《中国，冲向新的高度》、《城市的心跳》等，也都是由衷而发，自发而写，并不是哪一部门指派的政治任务，因而都获得了成功。为了写好《中国，冲向新的高度》，真实反映神舟六号飞天的背景，他独自一人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来到酒泉发射基地深入生活；为了写好《城市的心跳》，他又冒着30多度的酷暑来到上海白莲泾，走家串户。正因为这些诗都是诗人自己要写，有激情，有生活，完全是主动状态，所以其艺术成就与审美价值也相对较高。与过去那些标语口号式的假大空的政治诗，完全是两码事。

在经济大潮的一次次冲击下，诗歌正被边缘化，而政治抒情诗似乎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政治抒情诗？中国的政治抒情诗又应该如何发展？诗人们又该如何把握时代的脉膊？这些总是都值得我们探讨。而桂兴华创作的一系列长篇政治抒情诗，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值得我们广泛关注和借鉴。

                           写于2008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