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代表在美舰“米苏里号”上签署降书/资料图片

　　大公网8月20日刊文 （记者 郑曼玲）“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70年前，记录美舰“米苏里号”（今译“密苏里号”，下同）上日本投降仪式的经典名篇《落日》，让多少中国人热泪盈眶又百感交集。当时远赴重洋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并及时发回报道的，正是大公报着名战地记者朱启平。

　　开创了中国驻外记者先河的大公报，抗战期间缔造了一支星光熠熠的“驻外军团”：太平洋战场的朱启平、欧洲战场的萧乾、东南亚战场的黎秀石、缅北战场的吕德润，以及特派驻美的杨刚、严仁颖等。他们赴海外采访二战，一路观察，一路思考，在生动展现烽火与人性的同时，亦凭藉远见和洞识对战争本质、百姓命运和国家前途进行前瞻和思考。那一篇篇深具史料价值的新闻报道，构成大公报抗战报国史上最闪亮的篇章，既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朱启平：胸中要有亿万人民

　　“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朱启平逝世前说的这番话，既是他事业精神的概括，又彷佛他一生命运的谶语。求真相，说真话，成就了他被称为“状元之作”的《落日》等不朽新闻作品，也印证了其“忘己为大、无私为公”的人格和情怀。

　　原名朱祥麟的朱启平祖籍浙江海盐，1915年出生于上海，此后随家庭辗转于浙、沪、苏三地，直到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系。抗战爆发后，燕京大学内迁，朱启平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

　　毕业后，朱启平先后在重庆《新蜀报》及《国民公报》工作了两年后进入大公报担任夜班编辑及外勤记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公报派他到美国太平洋舰队任随军记者。1945年4月，朱启平辗转一万四千英里，从重庆飞到关岛，仅仅在抵达的第一个月内，他就采写了《万里浮影─从加尔各答到关岛》、《塞班行》、《漫谈关岛》、《硫磺地狱》等稿件。不难想像，他的采访效率和紧张工作的程度，就像一个训练有素又英勇无畏的士兵，为中国战地记者赢得了尊严。

　　4月20日美军登陆冲绳岛歼灭日军时，朱启平从关岛飞到冲绳逗留两周进行采访，期间有过多次出生入死的经历。当时他住在嘉手纳机场旁边一顶帐篷里，和机场只隔一条公路。敌人神风突击队的飞机时时来袭，有一晚，可能是日机驾驶员错认公路为机场的跑道，猛烈地俯冲扫射，他和一位同住的美国记者只好贴着行军床旁边的地上，听天由命。子弹从身边一扫而过，着地时泥土腾起，就像夏天暴雨骤至，大雨点打在毛灰地上。一场惊险后，两人决定向小山脚下的坟墓打主意。他们把行军床移入墓室，勉强挤下，在那里过夜，不过睡觉时一翻身，床就碰动石案，案上装骨灰的瓶子便“骨笃”、“骨笃”的，实在不是甜蜜的催眠曲。但在他的报道中，朱启平丝毫不曾炫耀这些经历。他惟一所做的，就是恪尽记者的职守，哪怕可能为此危及生命。

　　反思战争警醒国人

　　当然，最为人啧啧称道的，必定是他见证了1945年日本在东京湾美舰“米苏里号”上签字投降仪式后所写的《落日》。这是一篇被誉为“状元之作”的经典作品，无论从结构、主题还是标题、文字，都堪称完美，被当作新闻通讯的楷模广为传诵。稿件在大公报刊发后，举国欢腾。

　　不过，当世人还沉醉在胜利的狂喜之中时，朱启平却匆匆忙忙从东京湾的美舰上乘小艇登陆，到横须贺、横滨、东京等地采访，边走边看，边问边想，经过近半个月的深入访谈，他写出了《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这篇不同寻常的报道，一方面告诫日本人民“认投降为临时休战，决非他们之福”，另一方面也提醒“虽胜犹弱”的国人要“自我警惕”，要“民主团结以求国内和平，全民奋发，建设工业国家！惟有这样我们才能不但根本不怕日本复仇，而且可真正负起看管日本的责任。”

　　七十年后，只要稍稍关心中日关系的读者，重读朱启平这篇报道，都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远见和洞识。正是有了前瞻理念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有了对百姓命运的忧虑和国家前途的思考，朱启平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这些经典名篇，才没有成为明日黄花式的“易碎品”，而是随时间的流逝，愈加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亘古不衰的生命力。

　　黎秀石：摄日本投降历史一幕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大片厚云挡住了强光，光线柔和了许多。我这个角度正适合拍照。”黎秀石赶紧端起相机，“咔嚓！”抓拍了1945年9月2日中国代表在“米苏里号”签字受降的两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多年后，黎秀石曾在接受采访时由衷地说，这是让他永志难忘的一幕，也应该是他数十年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刻。

　　出生于1914年1月的黎秀石系广东南海人，21岁那年他踌躇满志地考上燕京大学，一年后，又放弃医学科，转到新闻学院，与萧乾成了同学。当时，着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先生正好在该校任教。

　　毕业后，他先在香港加入了美国合众社做记者，后返回内地进入大公报桂林版担任编辑。1944年9月，广西沦陷，桂林版停刊。次年1月，在重庆总馆的总经理胡政之打电话来指示疏散，问他愿不愿意到缅甸当战地记者，他甚至没来得及跟妻子商量便一口答覆说“我去。”

　　就这样，黎秀石开始了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生涯。“能活着回来很幸运。”黎秀石曾在自己撰写的《见证日本投降》一书中，回忆了早年在缅甸战场上的惊险一幕。当时日军正在败退，但日本兵发明了“自杀式火力点”，把自己的狙击手捆缚在大树上，伺机扫射过路的盟军。一次，黎秀石等20多名战地记者随军去瓦城时，同车的路透社记者被射中身亡，没带武器的记者们只得加快车速穿过树林。

　　在缅甸的几个月里，黎秀石共向国内发回《解放瓦城之路》、《斯威堡的华侨》、《仰光解放》、《血泪斑斑话缅甸》等一百多篇文章，其中很多是在密林或山洞中完成的独家报道。

　　1945年9月2日，黎秀石亲眼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作为同盟国军队的一名军事记者，他和两名中国同行一起，受邀登上美军“米苏里号”，参加报道由美军麦克阿瑟上将主持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多少年后，再回忆起那一刻，黎秀石依然热泪盈眶：“我巴不得把那一天的胜利立即告慰为祖国生存而流血牺牲的万千同胞！”

　　杨刚美国通信传诵一时

　　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诗人，也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外交家，更是一名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

　　她在二战后期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赴美，撰写的数十篇美国通信，传诵一时。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她是十四位记者代表中唯一的女性。

　　开国大典唯一女记者

　　原名杨季徽的杨刚1905年1月出生在江西萍乡，父亲当时官拜兵备道。她自小受过良好教育，并于1928年秋以优异成绩免试保送入燕京大学。此后她曾应邀作为该校新闻系美籍教授斯诺的助手，编译一本当代中国新文艺作品选集《活的中国》，自己也开始尝试文艺创作，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

　　1939年9月，杨刚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接替萧乾担任《文艺》和《学生界》两个副刊的主编。她大刀阔斧地将《文艺》由“绅士”改造成“战士”，提出要“披上战袍，环上甲胄”。

　　在杨刚主持下，《文艺》显示出蓬勃的生机，犹如一位跨上战马的勇士，驰骋在抗战宣传的战场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香港就被日军占领。隔年1月，杨刚化装混出香港，辗转到了大公报桂林馆，再次接掌《文艺》副刊的编辑。

　　1943年，杨刚又转移到重庆主编重庆、桂林两地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并兼任大公报外交记者。工作一段时间后，杨刚萌发了去美国读书的念头，想去实地考察研究一下美国的社会。不过，去美不久，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到三藩市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胡政之便约见了她，请她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名义，撰写美国通信。应承之后，杨刚便以此身份出席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记者招待会，并被作为第一位参加此会的中国女记者介绍给杜鲁门。1946年，杨刚还以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的身份，给杜鲁门写了一封长信，劝告美国政府放弃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旅居美国将近四年，杨刚除了做大量的外交宣传工作之外，还为大公报写了《蓓蒂》、《美国农民生活又一角》、《从美国共和党大会说起》等四十来篇美国通信。

　　萧乾：下辈子还要当记者

　　他的记者证上标注了一行字：此人如被俘，应按照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级待遇；他是二战期间中国最早派往西欧采访的战地记者，见证了伦敦大轰炸、诺曼第登陆、联合国成立大会等重要历史时刻；相对于“作家、散文家、翻译家”等头衔，他更喜欢记者、报人这样的称谓，“倘若死后在阴曹地府要我填表，申请下一辈子干什么的话，我还要填记者。”

　　萧乾与大公报结缘，应追溯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仍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师从斯诺的他，经沈从文推荐，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毕业后便直接出任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的主编，并兼旅行记者，开始自己的报人生涯。

　　尽管此后不久，萧乾便以报道山东大水灾的《鲁西流民图》和当时中国对外交通咽喉要道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佳作崭露头角，但真正让其蜚声业界的，还是二战时期他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从欧洲战场发回的诸多精彩报道。

　　1939年，萧乾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1942年又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攻读研究生。两年后，他在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劝说下，放弃即将到手的剑桥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生动记录二战历史

　　在战火纷飞的欧洲，萧乾写下一批脍炙人口的通讯和特写。他曾随英军几次横渡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历史性事件在他的笔下都有生动的记录。

　　1940年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银风筝下的伦敦》，被誉为“伦敦特写三部曲”，集中代表了萧乾战地通讯的最高水平。他的笔触深入各个领域，围绕当时英国的民俗世态、战时民主、民众牺牲等多个侧面，展现残酷战争下民众的勇敢、坚强、乐观、幽默，如同英国社会的一幅立体全景图。业界曾有评论称，任何一个研究二战史的人，都不能忽视萧乾这些用文字创作的“素描写生”，足见其历史价值。

　　不久盟军诺曼第成功登陆，有关方面对写过大量战时通讯的萧乾十分欣赏，很快便帮他办妥了随军记者证，使其正式成为穿军装的战地记者。揣着记者证，穿着军服，萧乾义无反顾地跟随盟军在前线冲锋陷阵。

　　难能可贵的是，热爱记者工作的萧乾总是一路观察，一路思考。1945年，他三次踏访德国，看到狼狈溃败后的满目疮痍，采写出长篇特写《南德的暮秋》，陆续发表在大公报上。这组文章将叙事、状物、抒情、议论巧妙交融，透过事物的表象捕捉到一个民族深层的生命跃动，充满了睿智的思考，被史学家誉为“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国国内最早对二战进行反思的报道。

　　当年萧乾从燕京大学英文系转到新闻系时曾如此表白心声，“如果我什么也不曾找到，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至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传递者。”而从他旅英七年发回的丰富翔实的二战报道来看，他的确无愧于“一个大时代中的消息传递者”的使命。

　　吕德润：战场上永远的“前锋”

　　“我现在已置入野人山中了。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只要在公路旁边多横跨几步，便可踏进一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在上面印上普通人的第一个足迹。想到这些，我心中充满兴奋骄傲。”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吕德润从缅北前线发回的第一篇报道。

　　出生于1918年的吕德润祖籍河北晋县，1940年他在重庆读大学就曾担任大公报学校通讯员，1943年自复旦大学毕业，翌年成为大公报驻印度、缅甸特派战地记者，随中国驻印度军在缅北战场采访报道。

　　为了获取缅北战场的一线消息，吕德润不满足于一般的“随军”，而是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主动要求坐上最前方的战车，挥笔势如破竹，被称为永远的“前锋”。

　　1944年8月初，中国空军713、715、719号三个分队组成一个品字形，执行轰炸孟养（密支那）敌人大仓库的任务。吕德润领取了降落伞和卢比钱袋作为紧急备用，便随轰炸机长陈云高上了美军机长霍奇斯正的飞机。飞机一瞬间就穿进了1500英尺高的云层，一阵强大的气流袭来，机身晃动摇摆不定。吕德润后来回忆说：“当时敌人火力很猛，如果说心里不害怕那是假的。”但坐在轰炸机上的吕德润，脑中浮现的是重庆大公报报馆、大学校舍、普通民居被炸的惨烈情景，复仇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烧起来。

　　吕德润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采访的记者，而像一名战士一样观察地面的敌人阵地。这时，所有轰炸机的肚子都开了膛，炸弹一排排向目标飞去。爆炸产生的巨浪使飞机颠荡不已。吕德润拧着脖子回头看孟养，已无法看清。吕德润把这次生死体验以《随B-25轰炸机轰炸记─高耸在世界屋脊上的英雄篇章》发回重庆，刊登在1944年9月1日的大公报上。

　　可以说，吕德润将遥远的战役推近到国人眼前。他的众多经典作品被广为传诵，赢得读者的爱戴。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见到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的吕德润，还敬重地对这位老战地记者说，“你曾经是我的偶像啊。”

　　严仁颖：赠罗斯福夫人大公报

　　“非常和蔼直爽。高高的身材，走起路来更显得紧张。她穿着草绿色便服，没有任何装饰。含笑的面孔上，已经起了些许皱纹，……”

　　1942年12月5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罗斯福夫人访问记》中，严仁颖如此描述对于“美国一品夫人”的最初印象。当时，他作为驻美特派记者，应邀到白宫进行专访。

　　说起来，严仁颖并非科班出身，生于1931年的他是天津名宿严修之孙，自幼家风薰陶，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他天资聪颖，亢奋好动，爱好广泛，兴趣多样，不论是戏剧表演，还是体育活动，都表现出超人的才华。

　　1936年初夏，严仁颖到上海大公报任体育记者兼编体育版，开始他的新闻生涯。1941年11月，严仁颖离开重庆到美国大学进修，同时担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在近四年的旅美生活，他的足迹遍布美国各大州，为大公报采写了大量通讯、特写及人物专访，如《美国的报纸》、《哈德森河畔的春天》、《赛珍珠会见记》、《蒋夫人在纽约》、《中国学生在美国》、《荷里活的中国热》、《再访白宫》等等，均受到国内读者的普遍欢迎。

　　当然，最让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是严仁颖所写的经典名篇《访问罗斯福夫人》。

　　《旅美鳞爪》发行两万册

　　1942年10月14日，他获准在华盛顿对罗斯福总统夫人进行采访，提出的12个问题涉及中美关系、战争局势、美国社会、战后国际政治等诸方面。

　　在与罗斯福夫人告辞前，严仁颖拿出两份重庆大公报，粗质的纸张和印刷，引起了罗斯福夫人极大的兴趣。当她知道这是在艰苦的抗日环境下出版的报纸，有时因为日本飞机轰炸而不得不在防空洞里编辑，甚至要靠人工手摇印刷而成，更让她感动不已。她说，一定要把这两份报纸送给罗斯福总统看一看，他一定会很感兴趣。

　　1947年9月初，大公报出版部将严仁颖旅美撰写的通讯结集出版，取名《旅美鳞爪》，发行两万册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