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著名诗人桑恒昌彰显大汉语血脉的诗意丰碑

 著名诗人桑恒昌彰显大汉语血脉的诗意丰碑

　　按语：《齐鲁文学》2009年12月号，以“桑恒昌彰显大汉语血脉的诗意丰碑”为题，发表了李瑛、张闻哲、诗人马非的文章，现转载如下。

　　                人间最美是真情

　   　            ---《桑恒昌怀亲诗》读后

                              李瑛

  　诗人致力于本质的反映时代，时代严格地选择真正的诗人。大凡能够在历史中存留下来并最终发出灼灼光彩的诗篇，重要原因恐怕都是表现了作者真实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

　　感情是最个人的，同时也是最能呈现一个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复杂意绪的。所谓情真意切，就会给诗篇注入活力，使之具有真实的强大的生命。那些无病呻吟、虚情假意，那些矫揉造作、扭捏作态的作品，自然使人难以相信，也就自然使人难以受到感动，更不要谈使人激动了。作为真的对立面假，是不美的，是反艺术的，文艺作品中最宝贵的是作者的一腔真情。对于主体性格强的诗歌来说，尤其如此。正如宋张戒所讲“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情真”是构成诗歌艺术的首要因素。

　　最近桑恒昌同志送我一本他的怀亲诗集，这本集子所收各诗都是以讴歌和思念父母为主旨的抒情短诗。书，本子很小，只有64开；且很薄，只收诗18首，但却是一组好诗，一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好诗。读着它，仿佛感到作者每写一首都是一次咳血，而我们每读一首，则都是一次生之颤动，灵之喊叫。

　　桑恒昌1941年生于山东，1961年参军，1963年他的朗诵诗《幸福的时刻》在全军文艺汇演中曾获创作奖，发表在同年部队文艺刊物上。我就是在编辑处理这篇稿子时知道这位年轻作者的名字的。后来，他去空军雷达学院学习，毕业后自愿去拉萨空军服役，这期间又陆续见到他有一些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五年后，尽管他十分热爱高原军旅生涯，但终因患病不得不返回家乡工作。他早年丧母，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不幸遭遇，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巨大的创伤。对母亲的长久思念和对作为“男性的母亲”的父亲在坎坷际遇中的爱和相依为命的真情，使他在年近五十较深地理解了人生和世界以及经过多年咀嚼生活的甘苦余味之后，才写出了这组诗篇。

　　应该更准确一些地说，这些诗不是写出来的，是长期沉积在他心头的感情的喷发，是他带血的生命的颤动，是他的声声呐喊和呼唤。

　　在第一首诗《致父母》中他这样写道：“父亲和母亲，/用心上的肉捏成了我。/我又用心上的肉，/捏了一大堆诗句”“正当我需要母亲的时候，/母亲离开了我。/正当我需要父亲的时候，/我又离开了父亲。”当离开父亲时父亲的叮嘱，已使“我分不清/是父亲的叮咛，/还是母亲的声音。”

　　他就是以这样简洁明了、平易自然但却含蕴着纤细温柔的语言，巧妙地抒发了他对父亲的深情。这里，他的淡语亦浓、朴语亦华的诗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噙着泪花的倾诉和歌唱。可以说，他这样一腔至美至醇的情感是凝重的，是闪烁着人类深刻的美好情致的。

　　桑恒昌的这组诗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每首诗都回荡着久久积压在他心底的魂牵梦绕的真情。这种真情浓烈可信，具有纯朴、深挚的人性魅力和一种庄严美。

　　他对在农村劳碌终生的父亲的情爱和歌颂，“额上的风雨装订成册”，“已剥蚀成一通古碑”，“儿孙是长翅的鸟儿，/他的心是会飞的巢。”

　　他写对早已深葬地下的母亲的追怀,在冥冥的另一个世界,“您依然增长着年寿。”“母亲，您那里是否太暗？/要不要添些灯油？”

　　这些真诚的意绪，渗透在他诗篇的一切符号之外的想象空间，折射出一个诗人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和他炽烈的哀思。

　　在这里，以及另一些诗篇中，如《致母亲》《再致母亲》《夜半时分》《星光下》《卧成一座大山》《有梦长过黄泉路》等，都表现了诗人由于思母之切而呈现的一种难以摆脱的执著感情的幻想，或则觉得母亲仍然活着，“母亲走近一些呵，/让儿子数数您的白发。”或则觉得夜半忽从电话听筒传来母亲急促的喘息“母亲拼死一呼，/便又被死神掳去。”或则当列车偶停故乡月台，忽见“那瘦骨棱棱的身架，/怎么看都是母亲”，多渴望她“喊我一声小名”，或则“寻找母亲的去处，/一路寻到唐古拉山，/母亲为啥不走了，/路太颠？/风太寒？”

　　作者在艺术创造中，通过这些幻觉，揭示出一种深层的特有的心理活动，大大丰富了诗的表现方式，产生了更为真切和深刻的感人力量。这里我想说，诗中的幻觉并不是唯心的，它是诗的想象方式之一。产生这种感觉，一方面是由于感觉与知觉的规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与心理激动状态有关的主观原因，正像歌德所说，在艺术创作中“通过幻觉达到产生一种更高的真实的假象”，它是从时空世界里产生的一种对经验与回忆的升华。幻觉和联想都是诗人用来突破直觉的狭隘天地的一种浪漫主义艺术的表现手段。所以莎士比亚才说：“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诗的幻想可以比联想更为高远和神奇。当然，幻想、幻觉和想象，并不是缺乏生活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以诗人坚实的生活实践和感觉为基础，是受诗人艺术素养和生活体验制约的。从这些诗中幻想的应用，可以看出它们深刻地显示了作者思念母亲的真切感情的凄楚心境，它们的每行每字都是作者感情颤抖的记录，读后不能不使人心旌摇撼，给人以撕人肝肠、悲痛欲绝的感觉，从而大大加强了诗的艺术效果。这是由心而成，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三者合一。正如庄子所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

　　人生之旅，崎岖漫长。通过诗人温馨真切的对往事的追怀，对逝者的讴歌，对人生的感喟，同时也显示了诗人自己丰富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诗人所回忆的父母，也鲜明地呈现出中国农村劳动人民宽厚善良的崇高形象和种种生活际遇，致使诗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内涵。

　　因此，可以说，只有诗人心灵的真，才有美和崇高，才能发现生活中存在的美和崇高，也才会有诗歌感情境界的美和崇高，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

　　当然，要写出好诗，并不是只要有真挚的高尚感情和真实地表现了生活就够了，还必须是准确的、生动的、形象的予以艺术的表现，才能产生美的诗歌。但这里真是第一要位的。

　　这18首诗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属上乘。比如其中最短的一首《中秋月》只有31个字，但其营构却别具巧思。全诗是：

　　自从母亲别我永去，

　　我便不再看它一眼，

　　深怕那一大滴泪水

　　落

　　下

　　来

　　湿了人间。

　　这是一首既有真切感情、又富于奇巧想象的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短章。

　　在这首诗中，作者选择了中秋这个按我国传统是全家团聚同赏明月的美好节日的特定日子，而作者却不敢看月，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冲突中，语极平凡却伤痛溢于言表，一下子把深沉的感情强化起来；接着，把圆月喻为“一大滴泪水”，这个十分自然却又极为奇巧精辟的比喻，把感情又进一步深化了，怕它落下来会“湿了人间”，就是怕自己巨大的痛苦和凄楚的心境会伤及更多的人，种种令人夺魂的复杂哀切的思绪又更进一步加重了感情力量。这首短诗通过在真实基础上感情的层层递进，既强化了思母的主题，表达了难以排遣的哀思，又显示了作者热爱人间的高尚人格，它所造成的艺术品格和浓重的艺术氛围，便可以使人获得心灵的净化和境界的升华，从而产生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给人以无尽的回味和遐想。

　　桑恒昌的这组亲情诗，虽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思念早逝的母亲，歌唱年迈的父亲，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却有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倾向，它的积极的高度的思想性，表现了他对人的观察与人生、人性的剖析，在现实世界面前，袒露出一颗赤子之心，启示着读者认识自己和人生，并产生一种撼人心魄的崇高美感，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

　　这使我联想到当前诗歌创作中，无论亲情诗、爱情诗还是悼亡诗，有相当数量显得浮泛和轻浅，总觉缺少一种对人生经验的切身感受，缺少一种发自心底的喜怒哀乐，难以激起读者的感情波澜，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乏真情恐是主要的。就是说，它们的不足，首先不是艺术功力的问题，而是心灵的问题、心理素质问题、精神情感问题。

看来，只有忠于人生、忠于艺术、忠于美，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诗篇。

　　                                             1993年12月30日

　         从桑恒昌诗歌出发略论诗歌艺术魅力之源

　                                 　章闻哲

　　当代中国，说起“怀亲诗”，必论桑恒昌，自1990年〈〈桑恒昌怀亲诗〉〉一书出版以来，一直得到海内外评论界广泛关注和赞誉，时至今日，其怀亲诗受人喜爱与推崇之势头依然未减，以今日人们的审美眼光来看老一辈诗人们对其诗歌的评价，依然合理、中肯，毫无过誉之病；显然，他的诗感动过一代人，并继续在感动着年轻一代，由此足以证明桑恒昌诗歌其经久不衰之艺术魅力。今以拙笔试从几方面分析桑恒昌诗歌价值与魅力所在，小孔之见，共朋辈商榷。

　　一、从怀亲诗传统探桑恒昌怀亲诗魅力之源

　　“怀亲思故”乃人之常情，历代出现的怀亲诗并不少见，仅从我国最早的诗歌

　　总集〈〈诗经〉〉中寻去，便有不少怀亲诗，如〈〈凯风〉〉、〈〈葛生〉〉、〈〈棠棣〉〉、〈〈伯兮〉〉、〈〈陟岵〉〉等，南北朝文学中的〈〈古诗十九首〉〉、〈〈悼亡诗〉〉及全唐诗库中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以及陈去疾的〈〈西上辞母坟〉〉等都堪为经典。以我之陋见，古代怀亲诗中所抒“怀念”大多为夫妻之间的思念和悼念之情，诉之父母兄妹辈仅属少数，这是有原因的。在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纲常伦理体系下的父母与子女，其关系往往在亲情之外更多地表现为服从与被服从，压制与被压制。在古代诗歌史中，有两个较为相似的情节，一是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二是以唐代诗人陆游的婚姻悲剧为背景的《钗头凤》；在这两个文学个案中，亲情成了爱情的刽子手。在〈〈钗头凤〉〉中，陆游直指剥夺了他爱情的母亲为“东风恶”，我认为，其事迹所以能流传至今，借文采风骨之杰出而行固是一因，其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也是不可抹杀的。古代亲情之大概真相或可由此一探。在“忠孝”的道德体系中，亲情往往反而被更多的埋怨与反抗代而替之。这是古代怀亲诗述父母情者流传下来不多的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依然受这种残留的影响，这是实情。然而，血缘与生养之恩是割舍不断的，这一根本的关系又将时刻浮出水面匡正社会意识形态参与下的亲情。当社会意识形态不再强烈干扰亲情时，这一自然关系才得到清晰而坚定的呈现。因此当一首优秀的怀亲诗或任何一个好的怀亲文本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它必然只承载了最纯净最本质的亲情。桑恒昌怀亲诗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亲情。他与母亲之间没有任何阻挡，每一次情感都倾囊而出，如纯净的血液一样毫无保留地流向母亲，过程毫不滞涩；刘勰评《古诗十九首》曰：“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我认为此语大致能概括桑恒昌诗歌。其中“直而不野”最能状桑恒昌诗，“直”示其情感之无阻滞、专注；“不野”乃言其语言净静，无喧嚣张扬不谐之音；至于“婉转附物”实名其创作技法乃托物寓志，多用象征意象深化诗意；“怊怅切情”则言其诗歌之风貌，感伤惆怅（此处略有不同，或曰：桑恒昌怀亲诗非仅感伤浅怅，实表现为深悲），字里行间蕴含之真情直如满弓或鼓风之帆。亲情之本质表现即此，乃直而静，直，则至真，静则至善，至真至善，故有其持久之生命，恒久之魅力。

　　艺术魅力探源之二：语言与情感孰为先？

　　亚里士多德赞美欧里庇得斯，说他是“最富于悲剧性的诗人”，因为他认为欧氏悲剧里的结局都是最悲惨的。我认为，如果仅就桑恒昌怀亲诗及其爱情诗而言，这个赞誉对桑先生也最合适不过，只不过由于作品的区别，我们不妨称他为：目前国内最富有悲情气质的诗人之一。

　　此处“悲情气质”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性”的区别在于：前者与诗人个体气质有关，后者只是作品的属性；前者影响诗人的每一个作品，而后者可以被诗人随时终止在作品里。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悲情诗人的诞生与个体的成长环境与际遇有很大关系；桑恒昌先生少年丧母，又早早离开父亲去当兵，故妄论之：亲情的缺失是造成他悲情气质的首要因素。他的怀亲诗一方面是情感的自然释放，另一方面也是对亲情缺失的自我补充。拥有悲情气质的诗人不仅在怀亲诗中表现出悲情，在其它类诗中实同样体现出悲情，譬如在诗人的〈〈爱之痛〉〉一书中有这样的诗句：

　　“告别的地方/盛夏也有一撮残雪/早早归来啊，牵挂/会使我一日千里地衰老！”——《送行》

　　他在《最后道一声再见》中写道：“最后道一声再见吧/阳光落地竟是一片寒霜。”

　　在〈〈冬将至〉〉中又写道：你一定要用冰雕我的躯体吗？/那，我只有用酷寒/塑造我的灵魂。”

　　诸如此类，随处可遇，其中的悲伤痛楚之情并不稍减于他的怀亲诗。那么怀亲诗之所以比诗人其余类诗歌更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与好评，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历来有人在问，也有为数不少的诗人与评论家作了论证与探寻，除了诗歌文本本身的研究所得结论大致相同外（如语言简明深刻、情感真挚等），还有一个共同研究途径，那就是：怀亲诗与社会伦理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母爱、孝道、美德等等方面形态。人们综合两方面因素，得出的结论亦大致一致，即：桑恒昌怀亲诗之所以在当代产生巨大影响，除了诗中思亲之切情昭彰令人动容，而引起人们普遍的共鸣外，怀亲文本的结集出版在数量和质量上构成了怀亲主题的重量和典型、其道德教化功能的不可抹灭等，都当列属原因之要。这样的说法对桑恒昌怀亲诗或者是一种解释，但我觉得，倘若我们反过来说：“是怀亲诗造就了诗人桑恒昌”是否合理？如果是合理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诗歌的好坏取决于深厚的情感与公认的美德？——好像不是，因为，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具备深厚的情感和美德就成为诗人，语言天赋才是基本的。没有这个天赋诗人也就无从表达对母亲的深情和怀念。因此，我认为，悲情气质和怀亲诗这一题材对诗人来说都是偶然因素，而语言天赋才是诗人在怀亲题材中获得重大突破的必然因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我想引用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索绪尔认为：语言可以具体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结构，二是言语；语言结构指语言的社会约定俗成方面（譬如汉语普通话），而言语则指个人的说话。也就是说，言语正是造成文学语言差异的关键因子，也即“文学语言实际上直接地是以个人的言语方式存在的”（引自《文学概论》），情感即以此为载体。因此，我们说，桑恒昌怀亲诗感动了读者，但换一个人来写，虽然他同样怀有深厚的亲情，却未必能感动我们。我们也常常听到所谓“情能补拙”这样的论调，我觉得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既然作者已经让读者感知到了深情，就说明语言已很好地完成了表达的使命，何来“拙”？。

　　综上所述，我认为，后来的诗人们或习诗者，从桑恒昌先生诗歌中首先应该学习的依然是语言，而非情感，这个主次一旦颠倒，实属本末倒置。

　　艺术魅力探源之三：古典悲情和崇高风格

　　既然魅力来自语言，那么桑恒昌先生诗歌语言魅力何在？关于此，名家后辈议论甚多，但基本一致。有贺敬之老人所言“大”与“亲”；有郑敏女士所言“凝炼”和“哲学高度”；有李瑛先生所言“生之颤动、灵之喊叫”；有张同吾先生所言“纯情的喷发”；章亚昕所言“淳朴深沉”；马启代所言“意境悲壮”、“朴素精警”等等。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桑恒昌诗歌之语言风貌。概以论之，乃：语言精炼，直抵情感之肺腑、思想之脾脏。其语言所表现的简洁隽永，正是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想。贺拉斯在他的《论诗艺》中谈到诗所必不可少的品质乃“合式”。合什么式呢？美学家朱光潜认为贺拉斯所说“合式”是“合奴隶主阶级的式”。借用此说，我们不妨作如此解：桑恒昌诗歌也是合式的，合什么式呢？合怀亲诗的式，合当代伦理的式。在他的中德双译的诗集《来自黄河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式：德国式，也即合德国人文的式。《祈祷，为苦命的诗人》、〈〈题荷尔德林啤酒〉〉、〈〈问〉〉、〈〈地球太薄了〉〉、〈〈波恩乞讨者〉〉、〈〈也许——致尤。凯尔纳〉〉等等诗中都有一种德国式的理性和人文关注。诗人诗中所体现的古典主义理性与德国古典美学不期而遇。

　　“提到“悲情”，它实属于浪漫的范畴。歌德曾在看了席勒所写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后，自我检讨说〈〈伊斐济尼亚〉〉太过感伤，不够古典精神。但，以笔者之见，感伤或者悲情都与古典有分割不断的关系，通常这两者都是一起出现，如莎士比亚戏剧、荷马史诗等；事实上，古典理性只有和浪漫融合后才能真正体现文克尔曼古典艺术理想：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一理想也正是桑恒昌诗歌之重要体徵，也即我所说的古典悲情与崇高风格。

　　关于崇高风格，罗马时代的文艺理论家郎吉弩斯在他的《论崇高》中指出：“崇高风格在关键时刻，像剑一样脱鞘而出，像闪电一样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这就把作者的全副力量在一闪耀之中完全显现出来。”

　　郎吉弩斯的所语“闪电”与李瑛先生对桑恒昌怀亲诗评价中的“咳血”一词情状极类（李瑛先生说：“读着它，仿佛感到作者每写一首都是一次咳血，而我们每读一首，则都是一次生之颤动，灵之喊叫。”）。“咳血”所表现的从生命深处喷发出来的痛楚与其强烈的悲情体徵所带给读者的撼动与“闪电”如出一辙。这种东西确可以在瞬间将人身上那种世俗的虚尘赘饰击个粉碎，之后引起庄严、宁静等心理反照。如诗人在《夕阳，跪下了》中写道：

　　“左一脚沧海，右一脚桑田，我向母亲跪行而来。血泡累累的膝盖，血泡累累的心，连连叩问：何时再睡进母亲的怀抱？让带着体温的乳汁，将我痛痛快快/痛痛快快地/淹------没!/无数次苍白成白幡，引灵柩西行的夕阳，望一眼殡于地下的母亲，跪——下——了。”

　　“左一脚”、“右一脚”、“跪行”、“跪下了”等表述极言悲怆之状，字字血泪，直击读者胸肺。

　　又如《心葬》中：“将母亲土葬，土太龌龊；将母亲火葬，火太无情；母亲水葬，水太漂泊；只有将母亲心葬了，肋骨是墓地坚固的栅栏。”

　　以心作坟墓，在大多数文本中一般都喻心死，诗人之用意却恰恰相反，认为唯心是净地，是有情处，为安定而恒久不变之城，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是“我”放心安葬母亲的地方。这一跪，一葬，实有“闪电”之光芒与锐利，直欲劈开人心堡垒，之后又沐人以圣洁之光华。在桑恒昌诗中（不仅是怀亲诗）这样的“闪电”处处可遇，真有刀斧之利，一刀一斧皆砍到灵魂痛处。

　　郎吉弩斯认为崇高风格有五大元素：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强烈深厚的热情、修词格的妥当运用、高尚的文词、以前四种联系成整体的庄严而深动的布局。郎氏认为这五种因素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运用语言的能力。——这一点与我在上文“语言与情感孰为先”中提到的观点不谋而合。上述五大元素基本都可在桑恒昌诗歌中找到印证，故其诗之风格之源不言而喻。

　　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论”亦为我所认同。“净化”即通过某种艺术使人类情绪在受到渲泄后而达到平静。这个净化论也可用来解释桑恒昌诗中的“悲情”效应。如在〈〈夕阳，跪下了〉〉一诗中，诗尾一声充满恨与痛与泪的“跪—下—了”，直如一声长嚎劈向长空，让人震动之余顿感坠落肃穆静谧，万物噤声。此即“净化”。净化实有“道德净化”之意，它与崇高风格打动人心后所产生的静穆、庄严、雄伟之感无疑有着异曲同工。

　　悲情及其崇高风格既是桑恒昌先生其怀亲诗语言的一个表徵，也是一种由语言内部散发的能量，此能量与“气”相仿（当然不尽相同）。我国古代以“气”论文，“气”之养者，与个人之学识修养、生长和居住环境、个体体质和性格有关，悲情与崇高风格虽然不能与“气”同论，却也可借此数项来养。养气并非一时可成，经年累月始发轫于文，经历不同，气便不同，可见好诗借天赋之才或者能成，后天的经历却亦能或者毁天才，或者助天才。这么说来，写好诗撰好文似乎很难，但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养”却是酝酿之意，可见，“气”也并非定要年养月蓄，在短时间内也可成“气”。

　　我之所以说“气”，无非想说明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语言。从桑恒昌诗歌出发，结合桑先生的人生际遇，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其中的渊源。

　　《文心雕龙》认为：“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又认为“文之为德也大矣”，其中可看出作文应持严肃和崇高的主张与倾向。因此悲情和崇高风格非仅是西方古典主义的专利，桑恒昌诗歌实也有对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继承。

　　而读者所以喜欢，所以感动，正因为他们各各继承了传统美学（包括伦理美学）的精华，这势必将影响他们的审美。艺术的魅力盖源于此，艺术的恒久盖源于此。

桑恒昌简论

诗人马非

　　百年新诗史，诗潮被思潮挟裹，至今能让人可圈可点者，除引领风潮的几位，还真让人可哀可叹，而我欣赏的寥寥诸君，要么中途转向，或者晚来平庸，至今值得敬佩的，桑恒昌当属代表。

　　认识桑恒昌，始于《桑恒昌论》，上个世纪的大学校园有很多书，此书给我的青春带来真正的美学滋养，而读懂桑恒昌，应当是近年的事情。

　　我之所以选择桑恒昌解读汉语新诗，窃以为马启代、章亚昕们很早给予桑诗的定论经受住了历史与现实的考验，桑恒昌是位把整个生命都投入新诗创作的诗人，苦吟之上，弘扬了中国文化中最为宝贵最为精髓的诗学精神，彰显了大汉语血脉的澎湃生命力，在集大成的艺术坐标系上，为汉语新诗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

　　桑恒昌的作品体现了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特征

　　精神是一个民族最为可贵的财富，也是一位诗人能否最终登堂入室的标识。优秀的诗人无不是优秀的民族精神的传承者与发扬光大者，他们用自己的诗句记录讴歌民族的苦难与寻求的历程，于绝望之中举起猎猎进击的大旗，把个体生命与民族未来凝为掷地有声的铿锵诗语，令人读之热血沸腾。

　　桑恒昌从“黄河”“泰山”“海洋”写到“煤”“胡杨”“鹅卵石”再到“太阳”“广场”“日全食”，视角穿透古今，诗意贯穿中外，无不风骨凛然，豪气常在，仰天俯地，挥洒自如。“黄皮肤”的中国诗人把现代汉语大写意成青藏高原的奇绝旷远。

　　诗人的这种精神血脉始终流淌喧嚣在笔管里，任其在美学王国里点石成金、撒豆成兵，其诗句常有方寸之间、摄人魂魄的精神魔力，盖因桑恒昌把个人际遇与民族情感血肉相亲的缘故。

　　从白话诗历经无数次的探索、实验，到今天风雨飘摇中的渐趋认同，在这一百年的政治变迁和跌宕起伏中，特别在近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新诗创作与社会变革所显示出的亲近或疏离，无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其经验与教训常常令人扼腕叹息，我认为，桑恒昌的意义在于，他为我们以诗的形式浓缩、沉淀、张扬了我们这个民族求索奋进的精神并预示了它的高度！

　　桑恒昌的作品复活了一个民族话语中的情感神话

　　情感是一切艺术的生命，处于信仰危机与美学迷茫中的当代中国人，能读到桑恒昌那些饱含智慧与血泪的诗作，应当看作这个无神世界里的一个美妙而动人的神话，事实上，桑恒昌以他的怀亲诗（有别于古代的题材）、爱情诗、感怀诗抒写大爱、追求大美，将睹物思人与触景生情发挥到极致，第一个在汉语新诗领域矗立起一座情感的诗意丰碑，首先在大众层面和批评层面引起反响，其学术层面的失语缘于汉语新诗标准的缺失。

　　而桑恒昌诗作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他首先以一位当代汉语新诗人的抒情方式，打通并承接了中国文化特别是诗美学当中的情感抒写传统，将其用当代汉语甚至口语形式重新加以熔铸再造，使其焕发出巨大的感染力与美学冲击力，毋容置疑，桑恒昌是将以“忠”“孝”为核心的传统美学，融入大忠、大爱的现代诗思，佐以友情、爱情的烧酒，使其逬发出蓬勃的情感的烈焰，同时，他诗句中的情感都是饱经沧桑雷电的风雨合唱，诗人写到兴致处与读者读到兴致处都应感到天地鬼神的泣哭。

　　因此，从单纯诗学意义上讲，桑恒昌为汉语新诗注入了一股传统文化的精髓，他恢复了情感在汉语新诗中的意义与价值，并为这一题材与表现形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桑恒昌是一位多种诗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十七年前，在刚刚平息的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喘息间，在失落的政治抱负与凌乱的新诗战场上，桑恒昌只是一位执着而勤恳的歌唱者。他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有着大多数人一样的沉浮与梦想，而在与共和国一样茫然的新诗界，他低沉、浑厚而雄壮的声音刚刚引起有识者的注意，《桑恒昌论。导言》中的大胆假设，给这位坚韧、孤独而高傲的灵魂签下了艺术的生死状！

　　的确如此，桑恒昌的殉道精神成为他此后数十年艰苦跋涉的强劲动力，历经人生与艺术的双重磨难，他一步步攀向诗艺的极顶，为自己钟爱的大山永不停息地增添着海拔！

　　我想，桑恒昌的这种为诗献身的无悔，应当来自他对于人类与自身高度的不断企及，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越多，桑恒昌近年对于新诗的许多颖悟，只有站在当代汉语新诗最高度的诗人才能有所涉及，而桑恒昌不但时出惊人之语，而且所感所悟，往往将许多流派与传统的真髓衔接，入禅入理，慧人慧心。

　　正是如此，桑恒昌的作品对于古典、民俗、港台、海外诸流派与诗学主张都有所继承与发扬，对于新诗本身的传统，特别对于近三十年的新诗传统与得失，作为亲历者与参与者，他都有所吸纳与浸润，关键是，他的诗学主张与艺术实践本身所创造的传统正成为当代诗学的一座新的美学高峰。

　　他很同意“新来者”的称谓，其实，他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的精神品格与对汉语言的诗化处理的精湛诗艺，已毫无争议的站在了时间的峰巅！

对于多年前智者的预言，我们今天更有理由相信，也更加自豪的看着它正慢慢变为现实！

2009.09.01北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af86d0100h18z.html

　　                                                                选编：苍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