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们”散文诗丛第二系列“后记”集锦

按语：近日有一些文友来信询问“我们散文诗从”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自己也希望加入“我们”丛书，是否可以等，由于时间不够用的原因，原谅无法一一回复。其实，两套丛书都要到6月前后才能出版，现在出版社正在排版之中。两套书届时会同时上市的。之所以分成两套，是因为做成一套太多，定价就会较高不适合销售，所以，我们宁可多花几万元的书号费用，也要分成两套出版。我们对于作品的选择是严格的，只要我们觉得作品确实达到我们所期待的质量，值得留给“我们”所要建构的历史，那么，对于那些认同“我们”的散文诗作者，“我们”丛书的门都是敞开的。所以，这两套16本系列只是“我们”目前的第一阶段的推介，今后根据来稿的情况，还会推出新的系列，会一直推介下去。希望广大作者努力探索，“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好作品。 ---编者

“我们”散文诗丛第二系列“后记”集锦

  （按照丛书中的排名顺序）

章闻哲《在大陆上》后记：

    把写诗当成一种语言游戏，这是从前的想法(既是我的从前，也是诗学的从前)。形式主义的先驱们（比如结构主义论者、俄国文学白银时代从阿克梅派到诗语研究会、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诗人们和理论家们）都倾向于赞同这一点。他们强调词语是构成诗的基本单位，热烈地研讨诗的风格、节奏、韵律、手法等范畴，他们甚至把写诗看成是“建基在词语的逻辑用法之上的知性练习”（安年斯基语*）。——当画家们在画布上东涂西抹，然后左看右看，不断地增添一点什么时，人们就会发现：那是一种色彩的游戏。但游戏地写诗是一种下棋活动——你把这个词拿来，反复斟酌是否该把它放在某个位置上，它有时使另外的词骚动不安，有时却使另外的词如同得到了一个卓越的将军，令它们自豪不已。有时你不加思考地把它放在某个类似仙女湖畔的地方，使它显得古怪神秘，又仿佛担任着某个古老的战斗使命，总之它令人很紧张，但也令人感到刺激的快乐。一个大词会吃掉另外的小词，这是无须怀疑的。在有些诗人的棋局上，“棋子”最后都被吃光了，还剩下一个标题——但这个标题看上去绝对不是一个胜利者，它有点落寞，有点意味深长，有点狡黠，有点得意(不是胜者的得意而更像是败者看到胜者在凯旋路上打了个趔趄的得意)，有点彷徨，有点惊恐……但有时也显得庄严肃穆，大义凛然，有时又像罪犯，像背黑锅的（它替所有母系词背上罪名），因此它又像一座监狱，关押着众多的词的囚犯。当它意犹未尽，想吐露点什么，又欲言又止时，它又像个善良而忠厚的砍柴人（它砍柴的姿势很专业，无须怀疑它的艺术品味，但对柴来说却很粗暴，很专制）。

    形式主义的先驱们不止一群，他们遍布诗史的大街小巷，我国古代杰出的诗人通常会以“拈断三根须”来形容他们为一个词左右烦恼的情景。中国古诗人对于押韵、对仗、平仄的讲究，使得他们在写诗时更陷入了游戏式的规则，他们比现代人更讲究形式，也就使得他们更会把诗当成一种日常的游戏来对待——在娱乐生活相对不太丰富的时代，尤其对女子而言相对不太自由的年代，琴棋诗书画也许都可以归入游戏的领域，这一点可以由《红楼梦》里开诗社的深闰女眷们集体作证。而除了博弈是一种锻炼理性思维的的游戏，其余四者又在游戏的同时可以遣怀抒情，实在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把诗归入“情趣”的范畴，即它既可以游戏，又可以抒情，它是古代生活的润泽剂，在异性之间可以传递爱情，在同性之间可以邮寄亲情友谊。然而，“趣味”在诗的意味中还是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诗的游戏成分比抒情成分更甚，若非这种基于游戏的“趣味”性的存在，那么，以诗来传递情爱也就成了过于庄重拘谨之举（当然，也有以此庄重拘谨为“趣味”的，或有以此为严肃的爱情信物、凭据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诗在这种情感交流中所扮演的生活“调剂师”的本质角色），诗也就不会成为此中广受青睐的“道具”。由此可见，诗的游戏性深植于某种时代生活，风俗习惯（如诗经、民谣、乐府诗）和抒情史中，是人文社会发明的一种与音乐有着异曲同工之效的言语方式。而由于生产它的基本材料——语言，又是最方便使用、最公共化的财产，因而诗作为游戏性的艺术便更容易在广大的民众中普及开来。上至帝皇将相、士大夫、一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能生产诗。——这可以说是诗的人民性的最高反映。但是，正因为诗的材料属于这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它作为一种艺术产品，毕竟又不能在经济上产生较大的效益。因而对于诗的专门而严肃的生产便又归于上流社会和文人阶层，普通百姓则仅仅把它作为对生活的偶然的抒情和游戏。在这个区别中，前者把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和审美意识并存的艺术，后者则为了反政治意识和反文化制度的束缚，他们在追求诗的游戏性上更强调自由或规则的多变，并在方言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诗语言谱系（民间诗），这种诗从根本上起着解放“文人诗”的作用。不妨如是说：追求诗的游戏性，使得诗在规则和形式上产生了变化的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诗史的形成。

    但是，如果诗完全离开抒情性，而单凭游戏性，这项艺术工作便失去了生命力，它不再使人持久地为之兴致盎然。因为游戏的规则在一定时期内总是保持某种定式，这未免使人感到枯燥——这不同于赌博，或者其它有可能带来经济效益刺激的艺术活动——尽管它们同样也有时代所限制的各种既定制度，但却能光凭游戏性便能获得持久的热情。但是审美本身是一种自由的抒情活动，它的随时随地的参与，使得游戏性很少能在艺术中独当一面，不仅创作者很难把两者实际地分离，读者同样不能分辨其中孰为游戏孰为严肃的抒情——实际上读者基本不能察觉或注意到游戏的成分（除非是在对仗十分工整的“对联”中，才能一眼明了那种文字的游戏规则）。

    可以这么说：抒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遮蔽诗艺术的游戏性，并且使游戏本身变成了生命自身的一项活动。因此游戏性又是可以被忽略的，尤其是在抒情要求完全的自由时，诗的游戏性便几乎被瓦解了，游戏赖以存在的规则遭遇粉碎，从而使抒情变得纯粹。——就此而言，散文诗正是一种要求打破游戏性惯势的诗体——没有一种诗体比散文诗更要求自由无拘地抒情了。这一文体甚至可以在叙述和评论的范畴内进行抒情。或者，换句话说，这种文体可以贯穿其余一切文体，使之集体归于其抒情的需求内，其它文体的规则对它的抒情而言几乎是无障碍的，但它又奇迹般地在其自身的文体内保存着其它文体的神态。它可以储存故事、戏剧、神话、小说、古体诗、散文，但在语言上则坚持诗的原则。这与一般新诗不同，在一般新诗中，虽然也可能存在着其它文体，但受到自身分行形式和节奏的限制，它对于其它文体只能是碎片的，蜻蜓点水式的，拘谨的模仿，要么，它就破坏自身的诗原则，而完全沦为它者的语言模式。因此，它实际上很难打破其它文体的硬性规则，而使自身在其中游刃有余。也因此，它对于抒情而言，总是难免要与游戏进行较量——它缺少一种连续的音乐性来冲破规则的樊篱——它更注重停顿和空白，凭借停顿和空白来增加语言单元的诗意密度和质量，增强它的言外之意和可回味性（或者我们称之为“凝炼”）——这是它的长势（这个“长势”实际上包含在游戏性内），但几乎同时也是它致命的劣势——它无法以一泻千里或气贯长虹的势态来挥就情感和历史的浩瀚而恢宏的诗意，而总是亦步亦趋，踟蹰徘徊，甚至捉襟见肘。就此而言，史诗实际上更倾向于散文诗的范畴。而当代诗人中写得较好的一般新诗作品，在个人看来，也同样具有散文诗化的实质。

    我想，我之所以一写散文诗就几乎很少再写一般新诗也正是基于上述这样的原因。我在自己写的一般新诗和散文诗之间作了一下比较，结果是：我更喜欢我写的散文诗——尽管，我写散文诗的时间不长，但却有一种较为强烈的自信，我认为我的散文诗写得比一般新诗更成熟——这并不是散文诗更容易写，而是相对而言，一般新诗的创作显得太过拘谨，它并未能完全地释放我们内心本来茂盛的诗意——它更倾向于对我们的内在进行一种圈圈点点的评论活动，因此，它是一种外置式的艺术，需要我们的本体去迎合的它的模式（也许所有有着某种程度的严格范式的文体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而它则给我们的内心世界镶上一个精致的边框——而不是与我们的精神高度一致，释放和诱发我们内在的诗性，使我们的表达更完整，或者令主体更加成为一个整体的艺术，而非零碎化的片段。

    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感受。别的诗人们如何看，则不得而知。至于我的散文诗究竟写得如何，这并非我的自信能够决定，还需要广大读者的反复鉴定。但在这里本着对诗的忠诚，我认为这样的声明也许是对读者的某种负责和期待：这已经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诗。

    无须对自己的“孩子”作过多的装饰。正如詹姆逊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诠释、评论已经声名狼藉”（引自詹姆逊《元评论》）一样，因此，保持诗的原本的样子，不对它轻易进行粗暴的解剖——对作者来说，则是不对之进行自以为是的经验的恳谈和形式主义的自我批判——也许是最好的态度。但除此之外，总还有一种商榷，一种鼓舞，可以令人感到写诗或无论何种创作方式并未失去其对话的愿望，并不那么清高到无须理喻任何一种声音。是以我忍不住要在最后还要如此抒情地“修正”一番：

    感谢周庆荣和灵焚两位兄长，是他们的宽容和智慧，令我的散文诗得以混进了众多优秀诗作的队伍。这是我的幸运——我是说，生命也许粗砺而芜杂，局促而彷徨，但散文诗及其守卫者却给了生命诸多善意的祝福和艺术的说明，给予了光辉的信任和肯定，使我们终于还拥有另一种坚定和精致。祝散文诗万岁！

                                                   章闻哲

                                                   写于2013-12-27

                                                   修改于2013-12-31

* 安年斯基（1855-1909），为俄国现代主义运动中一位承上启下（承象征派而启形式主义）的重要人物，阿克梅诗派先驱。

胎死梦中的大作

----毛国聪《行走的感觉》后记

    我常常做梦。对我而言，梦的最大好处就是：睡着时也不孤独寂寞。一旦有了好梦，既可安慰自己，也可炫耀于人。

    自从爱上诗词歌赋之后，我时不时的在梦里写诗作文，而且，写的都是“大作”，足以让我亢奋得从梦里蹦出来。有好几次，我像香菱一样笑了。甚至，我梦到过马雅可夫斯基“唯一的一条腿”，以及一堆死火、墓碣文……可是，从梦里蹦出来之后，我往往忘了把大作带上，只好独自叹息、沮丧和自责。怪自己记忆力差。怨自己太急躁。甚至责备脑、肠、肚，以及残忍地掀翻我被子的冷风。醒来后，我不得不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梦想复印大作。我相信，那些大作还在梦里。但是，好不容易重回梦里，却再也找不着了，哪怕是一些残肢断腿。

我坚信，真正的大作，都潜藏在我们深深的梦底。梦，才是我们酣畅淋漓的表达。因此，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梦外所作。它们跟我梦里的大作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连自己都不忍卒读。

    我时常跟朋友说，你们要看我的大作，只有委屈你们去我梦里了。当好友要我出一本散文诗集时，我确实感到了惶恐。一是要把它们以散文诗的模样来结集出版；二是我至今没有梦到过散文诗。

我认为，散文诗，像岩浆，是憋不住冒出来的美丽和温暖。我没有岩浆可供逼出来，更不要说美丽和温暖了。我的这些散文诗，只是顺手记下来的生活片段、思想碎屑和瞬间感觉。

    正确的解释往往不如误读的效果。也许，这就是生活和艺术的区别，就是走过的路和做过的梦的不同。

    我经常在阳台上享受难得的阳光。前年，我家对面修了一栋近百层的高楼。我担心它们矗立起来后，挡住阳光。可当它们真正立起来时，才发现，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再雄伟的高楼大厦都不可能遮住阳光，就像我都无法阻止自己做梦。

    被太阳看一眼。被北风锥一下。随雾霾飘起来。用折断翅膀的代价唤醒小鸟。即使天塌下来，也只有一种模样。小草和贵族。地震和幸存者。行走和逗留。肉体和灵魂……

    美丑善恶，都是我关注的对象。世事纷纭，掩盖不了生命的真实。

    即使没能把大作带出梦境，我仍然喜欢梦。因为，我不想睡得像一根木头。即使我的大作胎死梦中，也强于死于梦外。

                                                                       2014年19日于成都

我惊恐这张嘴，将喊出什么样的口令……

  ——水晶花《大地密码》（代后记）

    按语：如今，我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只想着大地的阳面，因为老师说过生命难以承受太多的负重。所以，在疼痛现实的背面时，要留给自己足够多的正能量。每天醒来，我牵着自己的手走向一个个生命的黎明。

    这本拙作大多都在刊物上发表了。一路走来，多谢四川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茂森先生的一贯支持和鼓励！深谢周庆荣老师、灵焚老师的帮助和指点！诚谢本地诗友洋滔先生、龙克先生、李宗原先生等对我的关注！我想说：

    1

    与散文诗邂逅，的确是个意外。这个意外就像一个涉世不深的人偶然面对海洛因的诱惑，先是对峙、好奇，继而俯身触摸。

    为此，欲望不断加深。

    众所周知，有了一次好奇的吸毒经历，重复吸食是必然的，吸食后的冲动是必然的。

    这是心魔，此生的慢性病。

    壬辰年。2月4日。夜，9点。当大地向我发出春风的帖子时，通达西路行人稀少。阴影下，大地肃穆得像一块遗弃的墓碑。所以我不敢准时奔赴春天的约会。

    事实上，我担心这空旷的夜晚是一口陷阱。

    我担心被夜的魔鬼吞噬，因为我还披着人皮。

    我想到了蝼蚁，自己，来世的化身。

    2

    我在通达西路的暗处，向人行道上的干树枝发出轻微的声音。这个被人间边沿了的人，声音遥远而微弱。因为我惊恐这张嘴，将喊出什么样的口令……   

    这是雨夜。胃囊正在痉挛。

    伴我十多年的那些老槐树像退役的老兵被遣散了。他们离开了我的视线，走的时候没有给我打过一个招呼，让我的情感很受伤，我为此，记恨。

    而那些被点名移植来的银杏树却水土不服，它们中，有很多的枝桠拒绝发芽。

    我不知道是谁让它们离开了母土？是谁让它们多了一份怀念？

    它们的归属感又在哪里？

    这一连串的问题又仿佛是问自己。我能自问自答么？我想到了诗歌，唯有诗歌能驱散我尘世的雾霾，唯有诗歌能清洗我骨子里的尘垢。

     3

     于是。我的灵魂行走在诗歌的田间地头。我诗歌的自留地泥土板结。

     是翻新的时候了。

     与自己为敌。破译自己诗歌的密码是需要勇气的。

     我不断肯定自己，又不断否定自己。

    渐渐地，时间之水漫过我匍匐的伤口。那些祭奠者、徘徊者、追问者、音乐者……都是我的爱人。那么多的爱人啊，我怎么能用分行排队的形式让他们受委屈？

    散文诗，只有散文诗能让我抵达神曲的高音部。

    是的。亲爱的诗友们，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以夏娃的身份。引领桃色，

    三千里……

    4

    一路过关，闯过九道绝命的磁场

    来与你们相遇。那些蒹葭还在大地的床上暗度红尘。夜晚的春风已经度过玉门关，我还能把着春天的方向盘逆向行驶么？

    罢。罢。罢。 

    安放夜间的梦呓不是艺术，是一个暗语。

    如果有人见证了火凤凰的重生，那么从受胎开始，我将以完美的姿势复活。

    四季更迭。风雨无常。我会让我的天涯，以散文诗的形式，比邻。

    你看，有白花花的鱼群，从海角启程，向我的岸边游来……

                                                             2013.6.30夜于达州 

徐俊国《自然碑》后记

    组诗《鹅塘村》在2006年12月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发表，这是“鹅塘村”作为一个符号正式在诗坛出现。 2012年7月6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召开了我的诗歌研讨会，这意味着“鹅塘村”写作已成为诗坛旧事。迄今为止，50余万字的评论文章已经把“鹅塘村”写作阐释得相当丰富。那些真诚的表扬让我惴惴不安，某些善意的批评催我反思，它们把我的“鹅塘村”写作做了一次客观的总结和全面的清算。

    我需要从零开始重建自己的写作信心。这次结集的《自然碑》是我走出“鹅塘村”的第一步。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共分三辑，内有一些诗意小画。第一辑：月亮让黑夜有了一颗皎洁的心，肉体回到灵魂，灵魂沉浸在自然里；第二辑：每一个正在老去的人，都想找回童年那盏灯；第三辑：自然死了，童年灭了，我要在城市为之立碑。

    在以后的写作中，我可能还会写到“鹅塘村”，还会以清澈与浑浊的双重语调，在繁华和逼仄的城市，重温那些山河破碎的牧歌遗存和人心凋敝的挽歌回音。以后的“鹅塘村”和先前的“鹅塘村”肯定会有所区别，因为一个人对诗歌的认识变了，作品自然会得到相应的改观。在30年的习诗经历中，我一直努力在宏大的叙事和晦暗不明的时代之外寻找细节性的具象意义和个人化的语言视角。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直接与复杂的现实产生碰撞，也警惕自己成为文字的休闲主义者和人格形象的暧昧主义者。

    “你看，风吹着有沧桑感的事物，总是那么恭敬。”

    我喜欢“恭敬”这个词。对一朵无名小花的俯视和巍巍青山的仰视，对世道人心、精神秩序和宇宙大道的冷眼旁观，对美丽而神秘的汉语言和诗歌这门古老的艺术，保持公正和恭敬之心。对热爱之物，不空洞地说出热爱，对愤怒之事，不简单地表达愤怒。诗人将外界的信息、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应的情感波澜托付给语言就够了，语言会帮助他实现灵魂的现身。

    这本小书以散文诗的形式结集，同时也是诗的。我可以怂恿自己把散文诗当诗来写，但决不容忍自己把散文诗写成抒情散文。我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过，真正的散文诗应该“高于散文，大于诗歌”。也就是说，它应该比散文多一些诗意，品质更高端，比诗歌多一些自由，技术更宽泛。

                                                                      2014年春  上海

白月《天真》后记

    这些文字呈现出我对过去的无能为力。但对这些可爱的过去，应该表示尊重，不应想着去更改，让它原样保留着。编者要求附上写作日期，那样也好，如果以后，有意者想了解我，阅读其中便能知道我曾在哪个时期犯过严重的自言自语的毛病。但我并不想有人去捕捉它们真正的意义，如果它们更适合像板块一样到处飘浮，那是它们作为自言自语的自由权力。当然，这样反而又无所谓是否被捕捉了。

    2009年的秋天到2013年的秋天。一个漫长的自语的时期在我这具附有肉体的思想里结束，在纸上另有征途，这算是灵魂与肉体在某种形式上的分离吗？我很想赋予特殊的意义给这些段和片以祝福新的旅程，但我实在说不清楚它们具体的意义和无意义。就像说不清呼吸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以确定的是和呼吸一样，它们根植于有体温的大脑和心脏。

    天真，是一个干净的词，一个容易被接受的词，其实也可以不是词，只是一个符号。人本性上的天真来自于天生，用于书名的“天真”是我偶然得之。“天生”是否就是“偶然”？或者“偶然”的就是“天生”的。我希望你们翻翻这本书，看看我有多天真，也看看我有多么不天真。

    感谢鼓励我拼接这些动荡的板块，使它们成为生命的一幅图画，并为此命名的人。感谢编者给予这个机会。感谢为我出书的出版社。

                                                                 2014年1月3日 于重庆

寻求一种谅解

   ---潘云贵《天真皮肤的同类》后记

    深夜，当我坐在书案前静静回顾这一年，发现自己在诗歌方面的写作甚少，有一段时期几乎是停滞了。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自己也渐渐进入了大人的队伍，成为一种浮躁动物。但幸好能来到西南大学继续自己的求学道路，在葱绿的草木间，人的心性逐渐安宁下来，我似乎又找到了从前的自己。

    西南大学位于北碚缙云山下，相对于重庆其他主城区来说，它宁静而素雅。在这里，老舍先生完成了《四世同堂》的首卷，梁实秋前辈完成了他的《雅舍小品》，而我也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诗集《天真皮肤的同类》。当然，跟以上大师相比，我的作品是毫发丝粟。我想说明的是环境对人的重要性。

    这本散文诗集中的部分篇章我在本科时便已写就，还有一部分是在研一上学期完成的。诗集中有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多数是在寻求一种自然的谅解。

    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如同对孩子的伤害，他们在这世上最为天真烂漫、朴实善良，面对充满欲望、佩戴假面的成人没有丝毫防备能力。将集子取名《天真皮肤的同类》，用意也在此。希望唤醒更多人放下浮躁的欲念，多自省，多贴进自然，多看看低处，还原自己纯真的初心。毕竟在大工业大城市建立之前，自然才是我们最初的家园。

　　感谢我在散文诗道路上最初的领路人灵焚老师、周庆荣老师，感谢西南大学的熊辉老师、刘丹老师以及我的导师刘宇清老师平日的关爱与帮助，感谢西南大学幽静的环境可以使我在相当长的一段“瓶颈期”之后找到灵感创作，最后还要感谢在我生命中给予我力量让我有勇气不断向上攀岩的藤，还有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你。

　　未来会怎样，我并不知道，但我清楚的是，只要有你们在，我还会继续在路上。

霜寒露重，愿君保重。

                                                            2013.12.01于西南大学橘园

弥唱《复调》后记

    为这八十七个章节完成分辑的时候，第一层暮色刚好落到窗玻璃上，遮住了我和远方的对视。

    此时，被拧亮的灯光已经从书房穿过玻璃墙弥漫到白色的木楼梯上，呈现出夜晚一贯规整的秩序。钟表比心跳慢，在宁静之中从不发出声响。钢琴还在原处，沉默着，继续宽宥我早已移居到稿纸上的手指。

    此时，亲人就守在这屋檐下。女儿的笑容比昨天又深了一点点。她说：“三月种下的春风会吹出桃花之外的旋律。” 这应景之语霎时击中了夜色_____琴声从何处袭来，我并不能完全分辨。

    此时，我的首部诗集《无词歌》正躺在书桌上。那在分行中不能倾泻的汹涌，我把它放在这些散文诗的章节里。嗯，作为另一种弹奏，它是“无词歌”未尽的旋律，是桃花之外的三月。是复调。

    此时，夜晚长出的三月是隆重的。风从窗帘后吹进来的时候，我刚好铺开一页等待被夜色照亮的稿纸。

    一切都刚刚好。像以往每一天的这个时刻一样，我陷入尘世中怀抱暮晚，静聆谷底吟唱的那一处远方。

                                                           2014年3月15日 于乌鲁木齐

在碎片里回溯

    ---灵焚《剧场》后记

    作为一本自己多年创作的精选集，究竟该怎么编成为一种难题，最终决定采用回溯的方式，是因为在编选过程中突然意识到，以创作年代形成各辑的内容，也许会比较合理。而这种年代则从当下前往历史、即新世纪第二个10年、最初10年、90年代、80年代……

    在作品中重返自己的历史，让我与一种事实相遇，那就是碎片。碎片既是自己的生命经验，也是自己的审美经验。无奈，数十年来为了生存，无法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连续性时间，无法致力于某一思考的系统架构以及审美探险的完整追求。其结果是，许多生命事实只能碎片般留在时光的枝头；许多审美冲动也只是不完整的灵光咋现，像许多岛屿，散落在时光的湖面……只有时光才是唯一的完整存在，从过去走来，并朝着未来延伸。

    散文诗写作，对于我是一种“病”，或者说那是戒不掉的毒瘾。过去，为了生存，从农村走向城市，再从故土漂游异乡。漂泊，仅仅为了获得此生拥有一间安静的书房。而当终于抵达属于自己的这间书房，作为一个学者，除了睡眠和饮食，其他的时间都处于工作状态。这是一种职业身份使然。对于这种生存状态中的我来说，创作所使用的零碎时间都只是从生存的挣扎中租来的，即使她的代价总是在超越社会的价值判断，需要我不断在世俗中支付租金，但我仍然接受她的昂贵。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我常想，如果不写诗，显然可以让自己的时间更加从容一些。但我也总自问，如果不写诗我还是我吗？既然是一个“病人”了，如果不生“病”还是“病人”吗？正如苏格拉底只有到了临终之时，才嘱托好友克里托，在他被处死之后，为他向医神供上一只鸡还愿。确实，我们这种人，也许只有到了自己与这个世界告别，才能让自己的“病情”痊愈。

    有一次，我的研究生刘莹同学在读书会时带来了一段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著名作家蒙田关于如何对待生命的一段话，她说喜欢，所以带来与大家共享。这段话是这样的:“我赋予某些词语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消磨’，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去‘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赏。‘度日’、‘消磨光阴’这些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认为生命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于乐趣，即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而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来世’。”（《蒙田随笔·热爱生命》）我们且不说这段话是否对于人人都适合以及蒙田对于哲人的断言是否准确，但至少告诉我们，蒙田把生的时光分为“消磨”和“赏玩”来区别使用。如果按照这种划分，至今为止我的时光与这两者都无关。学术时间不是“消磨”，诗歌时光也不是“赏玩”，两者都是来自于生命的本能需求。而正是这两者共在，才有我的学术与散文诗的相互滋养。

    关于散文诗，我坚信她是现代诗歌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审美归宿。她是一种立体的综合审美艺术，是一部恢宏的交响乐，是传统史诗叙事经验在现代生命场景中的审美重建。散文诗，只有当我们追述到远古人类辉煌的史诗时代，才能找到她高贵的血统、悠久的审美传承以及坚实的美学根基。我曾在一组散文诗的“题记”中写道：“此生从一组散文诗里吐出来，我已经无法站立”（《回家》）。之所以说“无法站立”，是因为越是靠近她，就越能感受她的高光眩目，她是那么神圣与高贵，只能膜拜，不可站立仰视。她，显然已经成为我的个人宗教，是我匮乏年代、枯燥岁月、寂寞日子的精神避难所。为此，我即使需要租赁时光，也要向她朝圣。犹如那些藏传佛教信徒，罄尽毕生，都用在朝圣的路上。所以，我在租赁的时光中匍匐前行、无怨无悔。而今，面对自己的这些生命碎片、审美碎片，另一个真理般的事实为我现身，那就是时光的真正意义所在。

    从自己作品的“回溯”中，现在与过去的意义一目了然。现在是臃肿的、繁杂的，而过去则是坚实的、平静的。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90年代、80年代，这些已经在自己的生命里渐行渐远了。留在这些时光中的脚印，值得保留、重温的东西并不多。然而，那些文字却显得那样坚实，即使平静也决不削弱她们的力量。而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当然属于我的现在，虽然这里繁华、也呈现多层面的生命气息，可是臃肿的现实不一定都能被时光认领。当然，这种状态，也许就是当下之所以成为当下的意义。所以，只能给予更多的空间让这些作品保留在这个集子中呈现，等待读者和时光的审判。

    在这部选集中，我企图通过从过去到现在的生命碎片，勾勒一个完整的时光，却发现，完整永远只是时光本身，在这些时光中的生命，能留下和拥有的都只是一些不完整的碎片拼接，或者片段与片断的延续。这些碎片或片断，提醒着自己在每一个阶段的某种角色与身份。

    说到完整与碎片，也许需要换一种说法，我想说的是，时光是一个巨大的剧场，而其中的每一个人既是观众，也是演员，角色的变换只是对象与自身的角度使然。自身作为某种“物”的存在，虽然拥有时间的连续性，但是“物”的主体性需要通过“事件”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而当“物之存在”转化为“事件存在”时，其连续性必然被“事件”分解，成为非连续性的各种角色所替代。《剧场》的命名，首先源于这种人的生存性质的指认。人活着就是这样，在时光这个“剧场”中被构成，同时也在这个“剧场”中被分解、被解构。我的这些作品，既是自己在每一个“事件”中的不同角色，也是至今为止，在过往岁月中作为“物之存在”所拥有的一种宿命角色的破碎整体，呈现在各种审美经验之上。

                                                                    2014年1月20日 睡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