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暴力”和“大众性”----关于当前散文诗发展的思考

“冷暴力”和“大众性”

   ----关于当前散文诗发展的思考

      文/章闻哲

    “冷暴力”是由灵焚提出的用来阐述历史和当下散文诗境遇的一个极富警示性的批判性符号[1]，它也是王光明所言少壮散文诗人“心病”的症结所对应的“医学性术语”[2]，并且是表达这种心病的最强烈的情绪词。

    也许大多数散文诗人在“冷暴力”这个词面前，多少会表现出隐忍或沉默，这种隐忍与沉默来自诗人们对散文诗现实的不同尺度的衡量。站在一个老散文诗人的立场上，就他自己数十年的创作成就和对散文诗的种种努力，以及他亲身参与各种散文诗讨论活动的经历来说，要让他切身感受这种“冷暴力”似乎多少有点强人所难，他在散文诗的领域内几乎片刻不离散文诗，他以他自身的温度在不断为散文诗加热的现实，使他对“冷”的感触多少有着疏离之虞。而站在一般作者的角度上，就当下刊物和媒体所提供给他的发挥创作才能的空间来说，似乎也足够满足他的要求，他还未遇到投稿无门的境地，只要他有好作品，且他本人表现得足够谦逊，而“冷遇”总还在他的体验之外。所以，上述两种诗人对“冷暴力”一词多少会表现得心平气和，甚至完全反对这种说法的也未可知。而评论家们更倾向于从散文诗自身中去寻找产生这种“冷暴力”的原因，而他们也多数会把这种“冷暴力”归之于散文诗自身的毛病与不足。但是，既然承认了这种“冷暴力”，却又仅仅把原因归于散文诗自身，这就像暴力的反动政府指斥“暴力”之所以加诸于人民的头上正是因为人民自身存在着问题一样，显得不无荒谬了。就此而言，灵焚对“冷暴力”一词的强调，虽然带着某种诉冤式的非理性情绪，却也不无其光辉的革命性。甚至，带着某种广场演讲的煽动性的企图。确认这种“冷暴力”，既而反抗这一“冷暴力”，对于散文诗来说自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呼吁和申诉尽管不总是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但除非人们喜欢独裁，或者与散文诗有不共戴天之仇，不然它总是会抵达它所希望的那一终点。

    如我们事实上看到的那样，在“我们”及其他散文诗人和评论家的呼吁中，各种媒体、综合刊物和一般新诗的刊物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即使不是完全向散文诗敞开胸怀，也十分诚恳地抱着对散文诗这一文体成长的责任感而向它投去了不无友好的关注，它们，如中国新闻出版报、文学报、文艺报、梧州学报、甘肃民族报、伊黎晚报、诗刊、诗选刊、青年文学、诗歌月刊、十月、山东文学、星星诗刊、上海诗人、诗潮，以及由笔者和诗人王竞成主编的《黄河诗报》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散文诗的发展作出了努力，其形式开设下半月散文诗专刊、刊登散文诗评论文章、开辟散文诗专栏以及不定期的专辑编写、专号出版等等，整体上使散文诗从“小众”视野向“大众”视野靠近了一大步。

    就“大众”而言，一般新诗在其流派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赢得过真正的“大众性”关注（与“大众化”不同，“大众性”在此处主要指的是接受面或诗歌受众的广度，而“大众化”则是一个风格的转变问题），但是这一“大众性”并非由主流或核心刊物创造，而是由网络来完成的。网络驱动诗歌的“大众性”发展的过程中大致上经历了知名网站诗歌论坛、诗人个体创办诗歌论坛、主流诗歌刊物开设网站及论坛、诗歌博客——这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其实反映了网络对诗歌的不断推广以及它创造当代诗歌繁荣局面的事实。无疑，网络在扩大诗歌阅读群体和写作群体，促进诗歌读者与写者、刊物与读者的交流，发展现代诗歌概念以及推动诗歌的大众化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网络虽然在这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作为功臣的它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它在为传统媒体和刊物赢得更多读者和写者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知名度，并且巩固了它们的权威性。然而这种权威性对从网络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的诗歌流派或者概念却采取了漠视和对立的态度。——包含着大众化形态或先锋形态的后者即使被前一种权威认可，但其最有代表性的形态特征却往往已经被过滤掉，充其量只是在权威审美和其原初审美之间的折衷之后的话语形式。换言之。传统媒体依然有着对诗歌的大众化倾向的警惕和提防，因而，诗歌的“小众性”或“大众性”的结果究竟由谁来决定，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推而广之虽然暂时达到了某种效果，而且这种效果在一定时期内就其影响可达到的久远性而言也是奠基性的。但如果传统媒体和知识分子坚持非大众化的诗学观念，那么最终诗歌必然依旧分成两个阵营——大众的诗歌向大众性发展；小众的诗歌向小众性发展。

    然而，我们的大众实际上并不完全能意识到他自身的立场，这一点可由2006年发生的网络“梨花事件”来说明——在该事件中，人们普遍认为像诗人赵丽华写的那种三言两语的口语式的“诗歌”（例如：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有辱诗的尊严，大众抱着讥讽的态度纷纷效仿“梨花体”，认为像这样的诗“谁都能写”，可见，大众眼里的诗只有诗人才能写，而且必须是有一定难度的写。他们从未意识到自身所竭力反对的正是可以象征和代言他们自己那个群体的文化。——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是静止的，那么就完全错了。事实上，大众文化较之知识分子文化更来得具有运动性，尤其在信息时代，大众是最易受到他者文化左右的群体，此其一；其二，大众的认知水平并非永远保持在某个程度上，而同样是不断朝前发展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是否就能够相信：大众化的诗，有朝一日能够与知识分子审美范畴的诗歌达成一致？或者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审美距离被彻底消除了？——这种可能并非不可思议和设想，但在短期内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尽管，在梨花事件中，大众反对了“大众”，看上去，好像是大众站到了知识分子这边来了，但如果我们细究后面那种“大众”，它对于大众文化的主体，不是一个从“大众”到知识分子的距离间隔，而是一个从“大众”到“发展了的大众”的距离间隔——无论这种发展仅仅是体现在对诗歌的审美水平上的发展，还是一时地受到他者影响的“短暂的认知”。其实，不管怎样，我们依旧可以从大众的拒绝简单中找到那种只属于大众文化体系的内涵——知识分子并不简单地拒绝简单，而往往会从简单中找到其所以简单的原因，这个原因通常充满了不无深刻而富有情趣的内核——尽管，这样的寻找同样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某种幼稚和可笑——但它却只属于知识分子。

    较之一般新诗所经历过的真正的“大众性”，“散文诗”的“大众性”则相对地是向一般新诗领域拓展、并与一般新诗共享读者的一种体现。这其中，不无带着要由一般新诗的刊物来鉴定和承认散文诗的“诗”性，以及，确认其“诗”的地位的意图。当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意图，这是由部分一般诗歌刊物在诗界的久已树立的权威性造成的。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获得这一权威的认可，散文诗才有可能在读者心中更为广泛而深入地树立起其“诗”的形象？——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呼吁和“我们”以群体形象进军除散文诗刊之外的诸多综合刊物和专门性的诗歌刊物，便是一次不能忽视的历史性运动。——这是一次在诗的形象上，而不是在模棱两可的概念上，散文诗获得清晰的被认知的历程。而运动的最关键的细节则是：文本所显示的文体信息与文体的名称正在建立不可置换的对应关系。而“散文诗”这种一向被其它文体掩盖的符号也在文体的谱系中逐渐明确它自身的坐标。

    毫无疑问，要确立它在文学谱系中的坐标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就可以功成名就的。要删除以往诗歌通史和文学史中缺席的记录，自然更不可能。但是要扭转这种历史的惯性，消除传统文学史和诗歌史留下的不良影响，谨防在以后的史写中继续延承这种忽略和缺席，却正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这其中似乎没有什么迂回的战术，在“我们”的发起人中一场持久的为散文诗争取地位的战争话语几乎是争锋相对，剑拔弩张的。与灵焚诉说“冷暴力”的劝说姿态稍有不同，周庆荣对这场战争似乎更抱着必胜的信心，并且在他的关于散文诗的种种宣言和观点中，不无流露出一种令人惊讶的锋利和傲慢——但同时，一个真正的“散文诗战士”，一个诗与人合而为一的那种略带高蹈的英雄姿势的整体——在这里又不无令人肃然起敬。他是如此警告那些至今不肯接受散文诗的刊物的：“一些诗歌刊物至今仍拒绝接纳散文诗，我同朋友们说：一者，说明散文诗创作仍属未竟之渡，同志尚需努力；二者，没事，这些刊物将来如不想破产，会主动考虑的。”[3]——“破产”一词曾在波德莱尔的口中上演过，但是后者在说到这个词时态度要谦逊得多，波氏说：“我看那些嫉妒的人未必说得出哪些好诗曾使一个出版商破产。”[4] “破产”在波德莱尔这里显然是一个与艺术的造诣相对应的词，但它在物质的破产与精神的破产上的选择也并未显示出任何折衷的结果，换言之，它是属于前者的——物质的破产。但是，在周庆荣那里，笔者认为它更接近于折衷的产物，他的关于“破产”的提醒应当是：带着对散文诗基于“大诗歌”、“大文学”的理想上的情感和认知，在暗示一种完全出乎当下共知和预想范围的前景——一种缺席了散文诗阅读的刊物将是落伍的，缺少当代文学精神的，甚至在可供参考和研究的价值上也将大打折扣。这样的刊物将是真正的缺乏时代共鸣的读本。同时，他也在暗指：一种丧失了文学前瞻性、包容性的墨守陈规的刊物，它的未来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提醒，也许让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保守”的刊物不能接受，但是在一个诗人的预言里，主观性恰恰包含了那种文体赖以生存和发展兴旺的因素之一：创作主体的热情和信念——而这种信念和热情又反过来证明了催生它们的环境——如果不是历史已经被梳理出一条真实可见的足迹，不是已有的对散文诗的争议正在形成一种初步的认同效应，乃至生成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和氛围，那种信念和热情也还将被推迟甚至是不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