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打架的尺度

　　——兼谈官员如何应对同僚迎面挥来的拳头

　　这几年，中国官场上的武斗渐渐多起来。最有名的，当属2012年薄熙来掌扇王立军。那一巴掌，致使王立军叛逃(据新华社报道)，可谓“扇出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政治事”。

　　层级这么高的武斗，并不多见。因中国官场之诡异，恐怕还有一些高层武斗不为人知。基层官员的武斗，则很快会传开，如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局长与副局长互殴，衡阳市质监局科长与副科长互咬，湖北孝感市公安局纪委书记拳打政治部主任、湖北公安县农机局正副局长互殴，等等。

　　如何面对同僚迎面挥来的拳头或同僚呲着牙咧开的嘴，成为官场少数官员暗地里开始琢磨的事情。但中国官场，向来文斗多武斗少，最近几年虽然武斗风气渐开，但总体数量毕竟有限，可供研究的范例并不多。因此，本文对于官场之武斗只能算是“戏说”，看客们自有分寸，切莫盲目模仿。

　　人世间的纠纷，多因“权利”二字而起。在这个“为人民币服务”的年代，普通老百姓在街头室内与人拳脚相向，十有八九是为了“利”，官员们在办公室里与同僚动粗，则多少与“权”有关。

　　重庆的故事太敏感，我经常被好心人嘱咐“闭嘴”，大家理解，就不说了，说说其他几例。

　　衡阳司法局长们的武斗，我问过当事副局长，据说局长平日太跋扈，武斗当日开党委会要安排一个女同志到副局长分管的领域，为此两人发生分歧、争执，最后动武。孝感市公安局的武斗，据说是该局要在党委成员提拔一名副局长，纪委书记是候选人，双方发生矛盾是因为市委组织部考察干部的会议通知出了一些问题。衡阳市质监局科长们的互咬事件，据说是为了使用公车引发的。

　　说来说去，真的无非就是“权”和“利”。有人若要问如何避免减少这种武斗，我倒是没有什么好法子，劝官员不要官心太切、权心过重都不现实，当官当然都想得到更多的权利。健康的国家，官员想更多获权、立法机关和公民想更多限权，双方都有可凭借较劲的法律依据、能有进有退有博弈，自然文斗武斗都很多，对权力的制约也大体能实现。

　　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很明白，官场有武斗十分正常，全部都是一团和气那才可怕。即便目前实现不了对权力的制约，在一些政治透明还不够的国家，有官场内斗，至少会暴露很多过去不为人知的阴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既然官场打架不能免甚至应该再多一些，那如何打是有讲究的。草拟几条，供大家参考：

　　一，若想对同僚动手，一定要先搞清楚对方的履历，对方若是武警、部队转业的干部，最好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别头脑发热找揍。我觉得，绝大多数机关官员是打不过从部队或武警转业的官员的。据说，孝感市公安局拳打政治部主任的纪委书记，就是武警转业。

　　二，要对武斗现场的条件做出充分客观的判断。武斗现场，有哪些人旁观、这些人有多少是对方的心腹好友、有多少是你的同一战线，这些一定要搞清楚。否则，无论你当时情绪多么激动、受了多大委屈，别随意主动发难。衡阳市司法局武斗主角之一的副局长曾透露 ，当时打起来后，局长的几个心腹上去架住了他，结果可想而知，他挨了一顿揍。所以，一定要谨防现场有拉偏架的。

三，武斗的政治后果很严重，动手前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几乎所有被公开的官场武斗，不管谁输谁赢，双方仕途最终都会受到影响。已公开的案例显示，武斗双方基本在事发后都是被免职，有的仕途就此终结。另外，武斗得太严重，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官场武斗只能作为一种政治进步的形式，可不能动真打死打伤别人。违法的事情，谁都不能干。

　　四，被打了、打输了，不要希望组织会同情。时下，官员打架在体制内是完全不能被容忍的，若还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影响了组织形象，那双方都会受处分。你若打输了，组织也很难给你主持公道，目前官员武斗案例的结局基本都是各打五十大板。

　　五，官场武斗若有正义的出发点，可能能从民间收获一点赞声。比如，局长贪污受贿、大吃大喝、公车私用等，正义的下属纯粹为此打了局长一顿，估计还是会有好评。当然，法制社会，不鼓励私刑。

　　上述几条若都考虑到了还是想要动手，那最后请考虑形象问题，不要用咬这种方式和同僚搏斗。衡阳市质监局科长咬掉了副科长的耳朵，副科长咬了科长的鼻子，这种武斗方式，太娘们、不男人，有碍观瞻，虽然热闹好看，但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的形象，不管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得不到喝彩。

　　官场文化，博大精深，武斗只怕也要算其中一种。我辈局外人，只能说些局外话，抛砖引玉，请精通此道、有过此类经验的领导多多批评指教。

　　褚朝新

　　2014年1月10日

　　附：

　　《武汉晚报》报道：2012年2月，湖北公安县农机局正副局长在交流工作时发生争执，继而引发肢体冲突，事后副局长到医院治疗，局长自称手部骨折。

　　《三湘都市报》报道：2011年10月10日上午，在衡阳市司法局党委会上，该局党委书记、局长万春生与党委委员、副局长廖曜中因人事安排问题发生意见分歧，随后引发肢体冲突。

　　2013年08月24日，新华社报道，薄熙来在庭审时交代，曾扇过王立军一耳光。

　　2013年12月13日，《新京报》报道：12日下午，有网友爆料，称湖北孝感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与局纪委书记在办公室发生冲突，纪委书记拳打政治部主任。

【相关评论】科长咬鼻折射地方政治生态异化

官员互殴/漫画

　　大公网评论员 陈国栋

　　日前，湖南衡阳质监局同处一间办公室的科长和副科长相互殴打，一人鼻子被咬伤，另一人手指被咬伤。这是近年来又一起见诸报端的基层官员互殴事件。类似事件频发，暴露出可分配利益局促之下的地方政治生态，已然变异。

　　为公车私用、为办公经费 地方政治利益博弈细微化

　　据媒体披露，湖南衡阳质监局科长咬鼻事发于副科长因家里有事想调用科里的公车，在向科长请示时遭到拒绝，两人因而发生互殴，双方都被咬伤。类似事件并非罕见。2012年，湖北公安县农机局副局长向局长反应工作费用问题时，也因双方意见不一发生斗殴，双方均受伤。而更早前的案例则是，2011年10月，湖南衡阳司法局局长欲将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从衡州监狱调至司法局下属的衡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时，遭到副局长反对，两人因而在会议上发生斗殴。

　　上述三个案例，具有如下共同点：

　　第一、当事人均属低级别官员。湖南衡阳司法局局长、副局长官至正处、副处级，而科长因用车咬鼻、局长因工作费用问题打架，涉事官员均只为正科、副科级官员。

　　第二、斗殴事件的发生，根源均为极为具体、极为细微化的利益之争。在最新的湖南质监局科长咬鼻事件中，事发原因为一辆公车的调用；在湖北公安农机局长的案例中，涉及工作费用问题；而湖南衡阳司法局的斗殴，则涉及到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调动。

　　第三、均动用了政治斗争的最原始手段：搏斗。无论是咬鼻子、还是互相斗殴，都属于最为低级、最为原始的利益之争手段：人体的自然对抗。如果用所谓经典政治学斗争的理论来说，即属于最低层次的政治斗争。

　　基层官员为了具体利益而发生斗殴的类似事件频繁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内地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异。

　　可分配利益空间逼仄 地方政治生态异化

　　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即为利益的分配。

　　中共建政以来，由于历史原因，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掌控全国行政权力的行政体系；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掌控着全国所有资源的分配权。

　　1980年代开启改革后，执政党权力不断向社会释放，这一过程持续至今。高层最新的举措则是，李克强总理在5月13日的动员部署机构职能转变工作会议上强调， 简政放权“开弓没有回头箭” 。在中共自上而下汲取资源的体制下，执政党权力“开弓放箭”的过程，实际上即是基层可掌控资源不断缩水的过程。

　　印证这一“体制放权-地方资源缩水”过程的两个数据是：在财政总收入中，中央与地方比由1980年代的3:7，逆转到当下的5.5：4.5之间；而在财政总支出中，中央与地方比由改革初期的4:6调整为当下的2:8。换个更通俗的说法，即：中央掌握了更多的钱，办更少的事；地方掌握的资源更少，要办的事反而更多。

　　在此利益格局调整下，“强中央、弱地方”成为当前研究中共政治的新路径。按此路径来观察上述地方基层官员互殴事件，即可一目了然：由于利益分配自上而下的汲取效应，及至处级、科级等基层政治单位，其可分配的利益已极为微小，“僧多粥少”因而成为当下地方政治体系的必然现象；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即表现无遗：互殴、咬鼻子……此即当下异化的地方政治生态。

　　另一种政治生态则是，当有足够可分配的利益时，斗而不破，就成了可以平衡各方的政治格局。此即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逻辑。